质言之,某些人会表现出某种想法、态度及立场,的确有可能与某种心理状态有关。如所谓的“大中华主义”、“大马来主义”、“大伊斯兰主义”、排外主义、种族隔离主义等,据某种说法,是与相关群体的“恐惧”有关,即因现实中的不堪经历,乃至印象或想像中的威胁,就衍生了有关主义。
然而,若把上述主义都归因于恐惧,恐怕也有点以偏概全,因历史上某些“大”主义的诞生,不一定是相关群体正处于(或经历过)某种艰难、危机、厄运,反而是其人最风光、最得意、最耀武扬威之际,比如19至20世纪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乃至白人至上主义。其中至典型者,如吉卜林(Rudyard Kipling)所宣称的“白人的负担”,就显露了更多的“昂扬”和“傲慢”,而非恐惧。
在古代中国和欧洲,当皇权和教权最辉煌之时,也有类似“大中华”、“大罗马”和“大基督教”的意识形态,奋力强行各种单方面的团结、统一、开化、教化、同化等论述及立场,结果给周边少数群体带来不少压力。
易言之,今天坊间某些华人所显露的“大中华主义”倾向,可能也未必出自急于寻求政治“靠山”的恐惧和孤苦心理,而是蛮“乐观”、“正面”的纯粹相信、主张中华文明以及其当前的世俗代表(即中国政体)乃值得赞赏、支持、响应的(这有点如某些宗教信徒,尤其支持被视为现代基督教文明堡垒的美国政体那样)。
保持开放摆脱牵引
说到这里,或可一提的是:若恐惧理论不无其道理的话,似乎也可以用来解释本地华社某些人尤其浓厚的“本土主义”,即总是念念不忘如何与中国或中华元素保持一定距离,并热衷寻找某种具异质性的“本土特色”,以摆脱或淡化中国或中华的影响。
这种本土诉求,会不会也是出于作为少数群体而可能被本土主流群体否定、排斥的深层恐惧呢?易言之,在政治身份上,“中国”乃至“中华”都是一种负担、累赘、绊脚石,所以必须对其摆出尤其明确的“抗拒”乃至“叛离”姿态来寻求在“异域”的生存空间及安全感?
不论是大中华主义或本土主义,如果都源于某种恐惧的话,那的确是很不幸的事,当事人诚值得被同情、理解。在一个真正自由和民主的现代社会,如此恐惧著实不该存在。因不管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应该享有作为个人的权利,包括不必承受各种出于种族、宗教、语言、地域等政治认同论述及结构所绑架、摆布、操纵、恐吓,以至沦于心理扭曲的自由。
如果每个人都能真正自由,应该就会少一些恐惧,也多一些对他者的开放和宽容,那就不必被各种带著复杂的政治情境和因素的主义所牵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