薪资增长率追不上物价上涨率,是近年头普罗大众的抱怨,也可以说是2018年政权更替的众多因素中的关键因素。这个现象是如何发生的,其发生动机为何?

大而化之地说,大马物价普遍上涨由来已久,至少2007-08年的油价大涨是个分水岭。在这次油价涨潮中,当时的政府让油价一次涨个够。其后果,当然是涨声响起来,而物价上涨与工资上涨一样,多具有刚性(rigidity)或粘性(stickiness),也就是易涨难跌。即便致成涨声不停的因素消失或缓和,已涨了的物价,一般不会同幅度地水落船低。

随后的补贴合理化(即削减或取消补贴),马币贬值致成的进口型通膨,最低工资与2010-14年的房地产价格大涨等,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消费税(GST)则是火上加油,进而导致变天。

故事的另一面则是,自1997-98年金融货币危机以来,大马的薪资水平大体上停滞,自也是同样的起因。对此,2018年国家银行年度报告中,有一篇专题报导,文中分析,到2016年有27%的吉隆坡家庭的收入,不足以维持体面的生活。

工资增长高于生产力

更耐人寻味的是,从2012至2017年,大马的实质工资增长率其实是高过生产力(率)增长率的。如2012至2017年的生产率,依序为1.6、-0.9、3.7、3.5、3.5与3.6,而薪资增长则同期各别是4.3、6、5.7、5.8、4.5与3.8。可见,薪资上涨率其实高过生产力的上涨率。

从经济理论来说,这会致成通货膨胀,因为成本的上涨会转嫁给消费者,这也是何以学界一般强调,工资的涨幅应与生产率挂钩的主要原因;否则,有可能形成工资与物价上涨互相追逐螺旋,如1 9 7 0年代的英国病,最终导致撒切尔夫人上台执政,搞新自由主义政策。

尽管工资是上涨了, 只是总体而言,大马普罗的工资收入在国民总收入的占比,虽然呈上升趋势,可依然不算很高。从国际比较来看,工资收入占国民总收入(GNI)的水平,菲律宾、墨西哥、埃及等国家均低于30%,泰国是33%,而大马在2017年则是35.2%,高于2 0 1 0年的3 1 . 7%,也就是逐年是呈上升的趋势。在美国,这占比则是53.8%,表面观之,这是可喜的变化,只是事实又另有一个不那么可喜的一面。

过去几年,工资在GNI占比有所上升,主因在于劳动力的转移,而不是产业的升级。也就是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转入到劳动力密集的服务业。服务业的特点是多数均是在地的,而不是出口取向的,且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如批发零售、饮食业、住宿、建筑、美容、医疗等。

高教就业机会不足

由于这些劳动密集行业缺人手,故创造了不少的就业机会,可问题是这些服务业大多是低工资、低福利的店员、服务生类的行业,而不是新兴高增值的服务业;因此,它实际上并没能多大提升一般就业人口的薪资水平。易言之,不是因为生产力提升而导致占比上升,而是雇用了更多人手,使薪资占比上升。说白了就是量变没质变。有趣的是,最低工资制虽拉高了低技能工的工资水平,却没能拉高大专生的薪资水平。

一个吊诡的现象是,根据大马雇主联合会的资料,受过高等教育毕业生的入职薪资竟然是不升反跌。也就是说,虽然在2010年高教生在整体劳动力的占比是23.6%,而在2017年上升到28.3%,这应是可喜的现象;只是令人沮丧的是,就平均而言,在2010年,高教毕业生的入职薪资是1486令吉,可到了2018年,竟然是1376令吉;同理,硕士生则从2923令吉掉到2707令吉!

这是否就是中国人所谓“学历通膨”现象?也就是因为高教生太多(在中国一年约有800万高教毕业生),结果其文凭如钞票一样,因超发而贬值。在大马,在2010-17年,年均有约17万的高教生进入劳动力市场,可市场却创造不了那么多的高教就业机会。这就使得大马也如中国一样出现了白领就业机会不足,可蓝领工却又闹人手荒的吊诡现象。这也是发达国的一般现象。

教育与市场需要脱节

高教是一项投资, 若钱景不佳,会不会冲击到人们对大专教育的价值判断?大专教育究竟是物超所值,还是物非所值?记得20年前,大马便大谈知识经济,也在1 9 9 0年代开放高教,可遗憾的是出现了重量不重质的偏向,更严重的是,学习内容与现实的市场需要脱节,学非所用,用非所学。政府还得花一笔钱再培训大专生,甚至由政府出钱,要私人企业雇用无业可就的大专生。

同理,政府也在这10多年来大量雇用高教毕业生,以至首相马哈迪常抱怨说,他在2003年退休时,公务员仅有约100万,可今天却是170万,这还是讯息化的时代,节省劳动力的时代呢!

理论上言,大马需要创造更多的高收入工作,可大马的教育与培训制度又没与发展需要挂钩,以至普遍出现错配现象。这已是个长期趋势,而要改变这趋势也非一朝一日可看到成果。

从对策来看,改革教育与培训、政府转型为公共投资国、强化产业与工商界协调、推动用人唯才制、对实用人才大开门户而非封闭自保、以更好的条件吸引高素质投资、减少民粹主义等均是一些可考虑的出路。约言之,政策要从实际出发,更著重务实而不是太多高调或政治化。因为,这是个高度竞争化的时代,每个国家均想力争上游,不进便只能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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