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主流论述,513暴乱的导因,远因是长期的族群之间经济差距,导火线则是1969年选举华人选民摒弃执政的联盟(Alliance)。远因指向了暴乱后《新经济政策》消除贫穷和重组社会的两大目标,导火线则形塑了华人选民担心变天会导致暴乱的心态。
然而,1969年真的是──以今日语言来说──华人海啸吗?我们可以比较1964年与1969年半岛的选举成绩(东马当年没举行选举)。因为投票是秘密的,我们无法准确知道选民的选择,只能从成绩中寻求合理的推测。
从得票率推算趋向
第一种方法是比较不同政党的得票率。不同族群有不同的政治诉求和偏好,因而可让我们推算不同族群的投票趋向。
这种推算会有一些方法学上的弱点(注一),但瑕不掩瑜,表一让我们看到一些有趣的现象。就整体而言,非马来人为基础在野党(主要政党改头换面)的得票几乎原封不动,保持在26%左右;由于劳工党鼓吹抵制选举,因此华人真正的反风可能会比26%稍高。更有趣的是,马来人为基础在野党(主要是伊斯兰党)则大幅度增长,比率从15%增加到25%。仅仅从这个角度去看,这更像是一场马来人海啸。
为了避免全国加总遮蔽了具体的变化,表二呈现了西马国会选区马来人比率(直轴)与联盟得票率变化(横轴)的关系,每一点代表一个国会选区。(注二)西马当时有104个国会选区,这里呈现了91个,只排除了13个,10个因为1964或1969年没有竞争无法比较、2个没有族群资料和1个延后投票。
明显的,联盟流失选票的选区,绝对不止于非马来人占2/3的选区(左下)和混合区(左中),也包括马来人占2/3的选区(左上)。这是一场反联盟的全民海啸,但有明显的区域差异:除了吉兰丹有一些选票从伊党转向巫统,其他马来人地区都主要是从巫统转向伊党;联盟在槟、霹、雪的非马来人区高度失血,但在南部的非马来人区和混合区却大致能稳住局面。
得票与议席不成比例
这场全民海啸说明联盟与民众严重脱节,但是并不代表反联盟的选民对国家有明确的共识,因而才会在选后立即陷入族群紧张,进而触发暴乱。
然而,除了族群矛盾,全民海啸会引发灾难的深层原因还包括了选举制度,因为“领先者获胜”(First Past The Post,FPTP)选制让选举成绩变幻莫测。
就半岛而言,伊党得票率从1964年的15%暴增到24%,但是,议席只从9席(半岛104席的9%)微增到12席(12%),完全不成比例。相反的,非马来人在野党的得票原封不动,议席却从6席(6%)增加到25席(24%),因为1964年时社阵与中左反对党(人民进步党、联合民主党、人民行动党)对打,分散了在野选票。
若我们的选举制度是比例代表制,1964年非马来在野党的整体席次就会很高,因而不会有1969年的暴增;而伊党在两届大选都会得到更多议席,可能会与非马来人在野党结盟,让两线政治更早浮现。经济上偏右、族群问题上走中间路线的联盟可能在1964年就会面对严峻挑战,也就不会等到1969年才有崩盘的恐慌。
传统观点认为,马来西亚的FPTP惩罚单一族群的在野党,让多元族群的联盟/国阵坐大,有利于政治稳定与中道政治。然而,FPTP的不可预测性与高风险,也增加族群之间的恐惧。值此513的50周年,也是509变天后一年,我们或应彻底反思:怎样的诱因才能把多党竞争的风险减至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