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物理，我们很难不联想到玛丽居里或爱因斯坦。内行一点的，当然可以举出更多物理学家的大名，如爱尔兰的物理学家约翰贝尔（John Bell）或美国犹太裔的爱德华威滕（Edward Witten）。但即使是现今专业从事物理研究的人，恐怕也很难立时想到，究竟谁是米列娃梅丽奇（Mileva Maric）。毕竟梅丽奇之所以会跟物理学沾上边，本就不以正式的物理学家身份著称，而是作为爱因斯坦的第一任配偶闻名。
被时代杂志誉为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人，爱因斯坦一生之多彩丰富自不在话下。比较起来，大爱因斯坦四岁的梅丽奇，则度过了一段相对暗淡甚至命运多舛的人生。生于1875年的奥匈帝国，梅丽奇20岁就读于苏黎世理工学院。在这时期与爱因斯坦相识相恋。以当时的社会来说，梅丽奇要正式就学研习物理可不是件易事，会受到种种不合理且无聊的制度约束，例如被限制以旁听生的身份修习某些课程，而不能获得学分。
出于包括怀孕在内的种种因素，梅丽奇并没有完成学业。与爱因斯坦在1903年结婚。尽管两人都有志于成为受学术圈认可的物理学家，却主要在瑞士专利局工作和打点家务事。在1905年之前，这些事务占据了爱因斯坦和梅丽奇婚后大部分的时光。
夫妻一起合作研究
1905这一年——常被称为爱因斯坦的神奇年，更是物理学界也是思想界至关重要的一年——陆续出现了至少四篇以爱因斯坦一个人的名义发表的物理学论文。这四篇论文任何一篇的问世，都足以奠定一个人的物理学事业。这包括著名的时空理论狭义相对论，以及针对光电效应提出的试探性解析。
自此之后，许多物理学发展都得追溯自这四篇以爱因斯坦为名的论文。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恐怕没有多少人怀疑过，梅丽奇为物理学所作的付出，很可能不只是免除了爱因斯坦那些烦琐的家务事而已，却是相当实质地为这些论文提供了知性上的贡献。事实上，我们有理由推测，这四篇论文中的几篇或是全部，是梅丽奇和爱因斯坦两人在日常的业馀时间中，共同探索物理所完成的结晶。
梅丽奇和爱因斯坦之间的学术合作，很有可能在理工学院念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学校放假期间，两人会从各自的家乡给对方写信。
爱因斯坦在写给梅丽奇的一封信中提道：“本地的Weber教授相当友善，而且对我的研究表示兴趣。我给他看我们的文章。”历史学者认为，爱因斯坦在同个时间内进行多过一项研究。有的是独自进行，有的则是跟梅丽奇携手合作。这样就可以适当地理解，为什么爱因斯坦在这句话中区分“我的研究”和“我们的文章”。
没被署名现实
在另一封信中，爱因斯坦则这么写：“当我们俩把关于相对运动的研究划上圆满的结论时，我将会多么开心和骄傲！”这应足以显示，相对论的发展，部分要归功于梅丽奇。
有更多的书信和两人亲友的口述，都可以支持梅丽奇跟爱因斯坦在学术上有合作关系的推测。问题是：为什么梅丽奇没有在这些论文中的任何一篇以共同创作者的身份署名？这恐怕会是永远的谜。
有学者的猜想是，在那个年代那种氛围，梅丽奇身为受到制度性压迫和歧视的个体，附上其名字极有可能会降低这些论文内容的可信度。所以梅丽奇和爱因斯坦两人才决定只以后者的名义发表这些论文。
神奇年之后，爱因斯坦开始陆续受邀到欧洲各地演讲和任教。梅丽奇却得跟两个孩子长期住在苏黎世。1912年，爱因斯坦和多年未见的表亲Elsa Lowenthal在柏林相遇，两人发生外遇。这最终导致了爱因斯坦跟梅丽奇的婚姻破裂。1919年，两人同意以爱因斯坦将势必获得的诺贝尔奖金留给梅丽奇，作为离婚的条件。
梅丽奇却只拿到奖金的一半。虽然移居到美国的爱因斯坦偶尔还会寄赡养费给梅丽奇，却不足以维持她跟孩子的生活费。这主要基于最小的孩子Eduard患有思觉失调症，必须长期住在疗养院。梅丽奇最后必须变卖先前用奖金买来的两栋房子，和当私人家教来维持生活费和医疗费。这个窘迫处境一直到1948年8月4日，梅丽奇逝世之时才终于结束。
2004年夏天，梅丽奇的坟墓在苏黎世的一个墓园被发现，总算要从遗忘失意的角落里，重新被世人认识和纪念。人们往后再也不会忘记，梅丽奇作为受压迫者，如何在性别歧视的体制底下挣扎与妥协；然而梅丽奇或许更希望被世人记得的，则是自己作为物理学家那探求真理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