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百多年来， 一论到西方， 一般人多会联想到富强，也多认为，要富强，便得以西方为师，而这个西方，主要还是指西欧，如1860年代，日本搞明治维新，大谈富国强兵、尊皇攘夷、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便是为了实现脱亚入欧。在19与20世纪，西方也确是列强。弱国要摆脱丧权辱国困境，也确须以西方为师，以便成为列强以自保。
二次战后，谈到西方，则令人联想到自由、民主、人权、平等、富裕、和平、开放、进步等正面价值。只是，这主要是20世纪后期的事。因为，在1950年代前，西方还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的大战，死亡人数上亿。所以，谈西方也宜从一个阶段的角度来谈。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西方。
西方并不美好
从地理上看，在20世纪前，西方主要指西欧诸国如英国、法国、德国等；进入20世纪后，美国则快速崛起，在二次战后，美国已成了西方的首要代表。伸言之，美国化也成了西化的代名词。
在1990年代，美国也可说是多极世界中的唯一超级大国，学界用一超多强来形容之。只是进入21世纪后，情况又有所改变，特别是2008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后。与此同时，欧洲也在2010年发生欧债危机。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美国选了民粹主义总统上台，2018年法国黄背心暴力示威，以及欧美普遍出现民粹政治，均或多或少改变了人们对西方的联想。西方，原来没有想像中那么美好！
西方没想像中那么美好，不仅表现在经贸上，也表现在政治上、社会上与文化上。以2008年次贷危机为例，它不仅使人对美国的经济与自由市场体制生出质疑，也使人对西方媒体与学术界权威起质疑，何以媒体与学术界没能事先发出强烈预警？是否是工商界、政界与学术界之间形成了利益挂钩？媒体与学界只报导财经界大佬想要看的听的消息？
进而言之，美国式民主究竟是真民主还是假民主？就如著名学者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所一贯指出的，美国的即成体制只要伪民主，不要真民主，因为他们最怕的是真民主。知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Stiglitz）甚至说，美国是1％所治，1％所有，1％所享的富人社会主义国。
也就是美国的金主政治的财主，虽然表面上最憎恨社会主义，可他们却要普罗纳税人牺牲自己以成就或打救他们的不正当发财手段。美式民主标榜人人享有追求自由与幸福的权利，可有钱有势者则大搞游说，这究竟是谁的自由言论，自由结社权？
就欧洲而言，应该说20世纪后半期是欧洲的黄金时代，媒体所宣传的及一般人所理解的西方的那些自由、民主、人权、富裕、平等、开放、宽容等美好价值与政治经济体制，确是在这时期得到很好的发展与体现；只是，这也是一个阶段性的现象，未必可长久。这个美好的阶段，也只是几十年，成不了普世性的模范。
同美国一样，欧洲如今面对的诸多问题与挑战，主要也是内生的，而不是外生的。
过度大方引发问题
虽说，西北欧与北美国家均拥有不少共同特征如宪政体制、法治、市场经济、高生活水平、发达的科技，可还是各有特色，如美国的金主政体比欧洲更露骨，美国也更偏重自由与个人自力更生，而欧洲则较注重社会经济平等与具有更强的家长主义与温情主义。表现在公共政策上的便是，总体上言，西北欧诸国在社会支出方面比美国大方，但也因过度大方，而引发了各种问题。
如德国总理默克尔曾说，欧洲人若要维持其繁荣与福利，便得更勤劳工作。只是，事实是，欧洲人在1950年代重建时工作时间比美国还长，而进入1970年代，工时则与美国相当；之后，便较美国更短。
今天西欧人的一年工时只有约1400小时或更短，而美国人则是近1800小时。与此同时，欧洲人的生产力也日趋低下。从数字上看，在2003年，欧洲28国（欧盟）的GDP占全球的约30％，而美国是约29％，可今天已跌到约20％。当然主因在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及印度的崛起，削减了欧美的占比，如在2003年，中国在全球GDP占比，只有约4％，可今天已超过10％。
应接受他国崛起
据此而论，西方诸国得在心理上做出调整。他们得接受现实，虚心容约他国崛起；只是由于习惯了西方独尊也教条主义地认为，他们那一套是放之四海皆准的世界标准。其实任何制度均有其优缺点，而不可能十全十美。欧美那一套固然有其优越之处，可凡事过犹如不及，过其度便可能好事变坏事，如主导西方的自由主义，本是一种进步开明的价值观，可过其度，便会沦为放纵。
今天一般上言，西方均出现了酸葡萄心理，见不得他国崛起。而其媒体与学界也致力要贬损其他新兴国家。本来自由主义应是著重和而不同自由竞争，可在当代西方，自由主义也成了一种一元化的教条，除了自由主义，自由民主体制，自由市场外，其他思想、政策制度，一概被贬为异端。不允许有另类想法、做法、政策与制度。甚而至于，认为中国的那一套模式，会威胁到他们的安全与繁景，可问题的本质却是在他们内部本身。不自我检讨，而一味试图丑化他人的崛起，这只能加速本身的没落。
今天，许多西方人已经对其政治经济产生深刻怀疑，民粹主义的崛起便是一例，民粹本质便是反既成体制与反精英的。可以说，今天西方正面对著正当性危机、治理危机，以及信赖危机，这都会强化牺牲大我，成就小我的反社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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