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第45任总统特朗普提出减税案终于在备受争议中通过。这个减税对世界各国会有什么影响,也是值得研究的。
因为它不但加剧了全球性的减税竞赛,也会对全球产业特别是制造业,产生一定的冲击,如大马的出口中,有近80%是制成品,其中电子、电器便占了近40%,减税加上美企回流,多多少少会冲击到其他国家的外来直接投资下跌。
增税对减税,是政经界充满争议性的论战。大体上言,右派较倾向减税,而左派人士则倾向增税。可以说,这不完全是个纯经济课题,而是涉及意识形态及其背后的立场与利益的争论与争夺。从世界范围来看,1980年代是个重要的转折时期。
减税成了竞赛
事因,1980年代英国的铁娘子撒切尔夫人与美国的保守派总统里根上台后,便大力推进减税政策,经而成了世界趋势,外加上科技进步与新自由主义的盛行等综合因素作用,减税已成了一个竞赛,是逐底竞争(Race to the bottom)的一个组成部份,也就是削弱国家主权的一个利器。
减税究竟是利大于弊抑或是弊大于利并没有简单的答案。左派人士通常指责减税是个使富者更富,穷者更穷,且逼使政府削减对穷人的各项补贴与福利的坏政策;只是,支持减税者则另有一套理路与相应的供方经济学理论(Supply-side economics)。
按照供方经济学理论,发达国家在1970年代会面对诸多社会、政治、经济挑战,主因在于大政府与高税率,终而造成了高通货膨胀与高失业并存有滞胀(stagflation)的困境。
按照传统经济理论,高通膨与高失业应是反比例关系。可进入1970年代,这两者竟然成了同比例关系,这是种异常状态。主因在于高福利与高税率钝化了人民的工作意愿与企业的积极性。因此,出路便在于如何释放人民与企业的潜在生产性力量,如打造一个促进人们愿意工作,企业愿意冒险创业创富,投资人愿意投资的良好环境。
税率高税收反而低
也就是,政府不要做大政府,要做小政府,不要有太多碍手碍脚的法规;去掉或放宽劳动法规;合理化补贴与削减社会福利支出;或是把国有国营企业民营化,或把政府作业发包给民间去做,而不是包山包海,什么都亲自包办;管好货币发行量,以更稳住物价;适度的利率等。
只要做到以上,大体上经济就会动起来,而只要经济动起来,增长率够高,就会出现足够的就业机会,而只要有就业或人民愿意工作,政府便能减少支出(如减少失业救济金)与增收创收。用一句形象的话说,便是水涨船高,只要潮高涨,所有的船便会浮起来,可捞得风生水起。
这个水涨船高论也称为涓滴论(Trickle down theory),也就是穷人或多或少总会沾到一些好处。
在这个理论主导下,从1980年代开始,各国纷纷自愿或被逼无奈地降低各种税率,如在1980年,英国与美国的个人所得税与公司所得税个别最高为83%与52%,73%与46%,表面观之税率超高,政府收入也应水涨船高,只是实际情况是税率越高,政府收入越低!
何以如此?供方经济论的答案是,税率有个最适的税率点,越过这一最适合税收反而会不增反减。理由是,个人或企业不是缺乏动力就是致力于逃税避税。
说到底,这是个人性的弱点,人没有左派人士想像的那么高尚,而是会在通常情况下趋利避害。从现实人性出发,供给派主张,税收越低,政府的收入可能越高。
实则他们中有许多,甚至主张均一税(flat tax),也就是不论收入多少,一律缴单一比例的税,如把个人所得税一律定在13%(如俄罗斯)或16%(如香港)。从他们的角度看,均一税不但简单明了,也更公平有效。据知,目前有20多个国家走均一税路线(多为东欧国家与前苏联加盟国)。
从左派人士来看,只有累进税(progressive tax)才是合理公平的,也只有均贫富社会才会安定团结,穷人才不会造反,经济也才能继续增长(因为有钱人毕竟是少数,无法支持广大购买力),更何况,富人之所以能富,也是因为高税率使政府有财力培育可用人才及可利用于研究与发展,让富人可发起来如比尔盖茨。
利己主义或反效果
究竟谁是谁非?已不是单纯的是非题。从实际出发,就1980年代美国的实况言,在左派指责里根经济学并没有改善政府预算,可供给派则认为,不是政府收入没有增加,而是国防与军费增加太快,以致赤字无法改善。此外,军费大增如美苏时代的星球大战计划(Star Wars)导致军备竞争,最后拖垮了前苏联。因此还是值得的。
就特朗普的经济政策言,也是一种选择性的里根经济学再现,如大幅减税(公司税从35%减至21%,个人所得税则从39.6%小幅减至37%),与大幅增加国防支出与军备扩充。只是,略有不同的是,供方经济也主张自由贸易与劳动的自由流,这两点特朗普则反其道而行,搞国家利己主义(实则可能是效果适得其反)。
大体上言,发达国的收入中,个人所得税通常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约8%,而公司税占约3%,故公司税可大减,个人所得税则难大减。大马则是相反,个人所得税占GDP约2-3%,公司税占约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