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常看到令人沮丧的证据显示，马来西亚人的英语水平滑落日益严重。国会转用马来语已有数十年了（旧的国会议事纪录里，依然可以看到使用精美的英文来诠释政策及原则），但是在马来西亚官场上，英语的衰退，不只是因为明确的语言政策，也间接因为其他领域的政策决定。事实上，也许这是国家里，有能力和责任培养下一代讲好英文的最重要机构之失职。
我时常出席一些场合，向全国各地的学生致词：从政府中学到国际私立学校，从公立大学到私立大学。许多时候与学生交流时，例如他们对公民的诠释，对宪法的看法或国家机构的角色，关注的不仅仅是他们知识的内容，也包括他们表达的方式。在某些情况下，学生根本就不愿意表达，更不用说讲英文了。显然的，我们尚未充分培养出学生自信的公开演讲。
缩写文法更简洁
当然也有例外的，一些学校活跃的演讲学会，在竞争激烈比赛中的表现，是令人欣慰的：这包括在国际上的良好表现。但是，这似乎像是特殊的课外活动，比如玩滚球或吹双簧管，而不是每个人都应该拥有的一般技能。
这是整个教育过程中存在的一个缺陷：通常种族和宗教两极分化，令情况更分裂，也危及经济机会。很多企业领导人就说，在录取刚毕业的大专生时，他们较倾向讲英语和能与来自不同背景的人交往的学生。此外，我们还必须应对来自不同沟通方式的竞争，使得句子的建构和发音无关紧要，如聊天应用程序和社交媒体上所使用的语文。
话虽如此，大马的英文确实还有很多的功效，比如缩写，用“x”来否定某些东西，以及像“oredi”和“dun haf”这样的拼写，来表达含义。你有空吗？（u free?）、有吗？（gotah?）和他去哪里？（where he go?），这些缩写比正规的文法更简短。我们语言也提供了一些笑话，就像“马来西亚人学习法律因为他们学习‘啰’”（Malaysians studyinglaw because they“study lor”）。
语言除了词汇和语法之外，也是关于行为。词语的起源与文化和历史有著联系，而英语的优势在于从日耳曼文化和拉丁文传统中获得许多单词，从而产生了大量的同义词。
语言与文化相连
在马来语中，也有一些词源很有洞察力：譬如在古代，我们并不需将车辆倒转，因此把“goastern”（去后面）结合起来创造出了“gostan”（倒退）字眼，甚至地名也有意想不到的故事：森美兰的Mantin（文丁）曾是锡矿之地（mine tin）。但是，有人不解为何要输入一些词语，如globalisasi（全球化），因为马来文已有“全球”的字眼dunia。
语言与文化之间的联系也有社会影响：老一辈指出，当我们使用越规范的语文（不管是用马来语和英语）沟通时，我们也更宽容、开放和乐观。一个政治的隐喻比较，就是60年前，还没出任副首相前，出任首任我国驻联合国代表的敦依斯迈，在联合国发表演说时的英语文平和最近一位的水平比较。当然，政治和社会的倒退，不是因为说英文较差而造成，但两者有著相似的根本原因，就是源于决策过程中受到政治人物个人议程扭曲。
可悲的是，如今在马来西亚的一些学校里，学生会取笑说英语的同伴，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人尝试表现出比其他人优秀或精英。在打造英语为促进理解和追求成就的语言之前，我们的社会需要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现实是，在这个国家，英语教学已成了政治课题。
英语在经济，科学和外交领域很重要。更重要的是，马来西亚人不管是使用何语言，都应展示有关语文的文化，就如早期说英语的人对讲马来语者的第一个印象，温雅有礼，这样的表现，甚至应由我们的领导，在机制中一贯的展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