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7马来亚独立至今，这60年来，大马在经济上的变化是颇大的。至少在形式上或量变上，是巨大的。例如在1957年，西马人口只有约628万，沙巴与砂劳越也个别只有约41万与69万，可是到了2016年，大马的总人口已高达约3170万，其中，非公民占了约327万。
从经济量变的角度看，1960年西马人口为679万，国内生产总值（GDP）则为约52亿令吉，其中，农业占了37.9%，矿业5.9%，制造业8.7%，建筑业3%，余者为服务业，可到了1995年GDP已剧升到2224亿，其结构也变为农业占12.9%，矿业6.2%，制造业24.2%，建筑业6.2%及服务业47.8%。
其中，变化最大的是农业与制造业，也就是农业占比急降，而制造业占比急升，这就是工业化的结果。只是，制造业在2000年升到30.9%后，便逐步下跌到2015年的23%，可说是过早的脱工业化，也就是在未达到成熟时便倒退。尽管制造业在GDP占比已倒退，可其在出口结构中的占比却节节上升，特别是当原产品价格大跌后，更突出了制成品的重要性。
过度依赖单一产品
此外，就农产品与矿产品言，在1960年，橡胶占了55%之高，而锡米也占了14%，进入1980年代，橡胶与锡米的主导地位即被棕油，石油与天然气所取代。虽然原产品已出现替代，只是，相同的是，棕油与油气占了压倒性的主导地位，显示出大马原产品依然不够多元化，过度依赖单一产品。譬如2015年，农产品出口为672亿令吉，棕油与棕油相关产品便占了456亿。反而是制成品的生产与出品较多元化，而且通常占了总出口的70%以上，惟其中有近半是电子电器。
随著GDP的量变，大马的人均收入也出现了同比例的变化，如1970时是1087令吉，到了2004，已是1万8560令吉，在2014则是1万6567令吉。同理，家庭月均收入，也从1974年的362令吉剧升到1995年的2020令吉与2014年的6141令吉，官方还不时强调，贫穷率更从1970年的49.3%剧降到2004年的5.7%与2012年的1.7%！
表面观之，这确是不俗的成就。只是，也应看到贫穷与低收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尽管到了2014年贫穷率是0.6%的近零程度，可大马也至少有40%的月均收入，低于3000令吉的家庭。
实则，一马援助金的审批人数来看，低收入家庭恐怕不止40%。根据2017年的审批人数，共有324万户月入少于3000令吉的家庭获得1200援助金，另外有29万户月入介入3001-4000令吉的获得900援助金。此外，还有278万人因月入少于2000令吉，而获得450援助金。这突显了，至少有一半的大马家庭，是需要政府援助的低收入家庭。（2016年大马公民人口约2840万人，若一家有4口，也有约700万户）
经济利益受保护
这个事实透露的信息，尽管表面观之，这60年来大马的经济在量方面，出现了很大的增量，可从生活实面的角度看，至少有一半老百姓还是活得蛮辛苦的，这无疑是个值得探讨的现象。从发展策略与经济政策的角度看，这60年来大马曾先后采用过多种不同的策略与政策，与此同时也改变了大马经济的性质。
大而化之地说，在1957-1970期间，大马是个道地的自由市场或自由企业经济体。政府基本上不介入民间的经济活动，这时期并没多少国有或国营企业，即便在发展策略上，曾采用过进口替代型工业化，也是温和的在本国生产一些基本的生活用品，以替代进口品，而非激进的禁止入口，以保护本国初生产业。
这与我国独立的性质有关，因为是以和平手段争取到独立，故前殖民宗主国的经济利益依然受到保护。此外，华巫之间，也有华人掌经济，马来人掌政治的默契，这就决定了尽管在政治上独立了，可在经济上并不那么民族主义，也不搞国有化外资的动作。
进入1971年后，便从自由企业制转入国家或官僚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制，一方面是政府大事扩大公共部门，另一方面也设立大量的公共企业，以便实现在1990年土著在上市公司占有30%股权与打造土著工商阶层的目标。
这是因为当时的执政集团认为，不同民族间的经济差距，是致成513事件的结构因素，只有用政府的力量，大力改变这个源自殖民时期的结构，才有可能建立和谐社会。理论上，这个政策是由“增量分配”的手段来实现，也就是在扩增，而非既有的份额中来进行分配。
只是，现实则因族际输赢论与零和游戏的心态，而采用国人“同舟共挤”的方式来实现。其后果之一便是，在1970-80年代，新港台韩飞跃的时期，大马自缚手脚，失去了产业升级的良机。
进入1980年代中期，因为公共债务高位积累，大至GDP的100%，终而逼使大马调整路线，改走著重出口取向与护商引资的路线，进而使1987-1997时期出现了黄金高增长10年；只是，尽管很大的量变，却是变化多，实质的升级少，也就是有量缺质。
金钱政治泛滥
从性质上言，进入1980年代中期，大马已从国家资本主义或官僚社会主义，转型为官联公司主导型资本主义，甚至是朋党资本主义。本来官联公司主导，未必全无是处，如新加坡就是外资与官联公司主导的经济体，只是，新加坡能按市场率与唯才是用运作，故取得不俗的成就。
大马则是金钱政治泛滥，使得“权力寻租”猖獗，也就是太多人不思进取，只想经由政治与行政手段快速致富，而置实体经济的运作于不顾，这就使得大马无法培养起产业与企业的竞争力，不但无法照顾公平原则，也损及了效率原则，既然缺乏效率、公平、竞争力，当然也无法实现全面小康社会。
本来，若按规律发展大马也应从一个单纯靠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推动的经济体，转向靠资本推动再进入靠技术与创新推动的经济，这样才能实现2020宏愿，可惜这个国家是个政治挂帅的口号治国之国，尽管许多好点子，如2010的新经济模式，可就是因政治生态，而无法落实殊为可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