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债不成经济，当前世界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公私部门债务高位积累，风险剧增，可吊诡的是，尽管债务高位积累，可这个债务驱动的经济，又缺乏动力；显见，举债推动经济增长，创造就业的方法，也已到尽头。不仅如此，还埋下了引发金融与债务危机的种子。
就政府债务而言，在2015年，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政府总债务的水平，高达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04%！若以净债务（NetDebt）计算，也高达71%。至于新兴经济体，总债务水平高达44%；其中，大马高达54%，高于新兴经济体的平均水平。另外，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则居于约35%水平。引人深思的是，发展程度越高的国家，其总债务水平越高，是个坏榜样。其中一个主因是，越发达民主的经济体，其政客越趋向讨好选民，也就是趋向讨好而不是求好。这也是一个悖论。
油气收入逐步上升
按照欧盟的规矩，一个年度预算案的赤字，不应超过GDP的3%，而积累的总债务也不应超过GDP的60%，可多数发达经济体，均做不到这一点，如在2015年，美国的总债务占GDP的104%，日本是245%，意大利133%，法国97%，希腊是197%，即便是德国，也高达70%。可见，公债高居不下是个趋势。
在大马，就联邦政府（不包括广义的公共部门，如法定机构，政联公司，州与地方政府等）言，在1970年代，总债务占GDP的水平，大体上是逾40%，进入1980年代，则是逾80%，在1986与87年，更高达103与101%！后因大搞私营化，进入1990年代后，方逐步下降；在1993-96年度预算案，还出现小盈余，惟整体债务依然是40-50%。进入21世纪后，则又从2000年的35%，逐步上升到2005年的42%，2010年的49%，2015年的54%。这几年，也停留在这个水平。
在21世纪前10多年，油气收入在总收入的占比也逐步上升，在2010-2013年甚至占了总收入的约35%；只是，从2014年始，由于油价大跌，占比便逐步下跌到2014年的30%、2015年的约21%，与2016年的约15%。油气收入大跌，支出又不断增加，逼使政府不得不另谋财源，这就加速了增值税（Value-Added Tax）的出台。
2015年出台的增值源，大马称为物品与服务税（GST），也称消费税。不过，在欧洲与中国，消费税是指那些不鼓励人民消费的额外税，如烟酒税。在大马，也有人称这类税为罪恶税。GST能否真的解决政府的财政问题？我想，它顶多是治标而不能治本，而且GST也有弊端，如钝化经济增长与具有劫贫济富的累退税特性（Regressive Tax）。
GST钝化增长
伸言之，从效果、公平与可持续的角度看，GST并不是解决问题的良方。首先，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增长的动力来源有3个，即投资、消费与净出口。在1970-80年代，大马的增长动力，主要来自公共投资，惟也剧增了公共债务；在1987-1997年这期间，动力来自投资与净出口；可自1997-98年金融货币危机后，增长动力已转向内需，也就是国内消费。
做为一种反周期的刺激手段，内需有其短时期的作用，惟因为自1998年迄今，都靠内需，久而久之，这个内需政策便失去其效用；因为，它加剧了公共与私人债务，特别是家庭债务。目前，我国家债已升到GDP的89%，可能是全亚洲最高，比发达经济体如日台韩新港还高。易言之，内需也走到内虚的地步，再催谷下去，随时会引发危机。在全球经济与贸易放缓的条件下，其危机度更令人担心。
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出台GST只会钝化增长，使内需不能再做为振兴之策，可投资与净出口也同样不济，三个动力均失效。可以预见，大马经济的增长前景颇为有限。因为，余下的内需本已用老了，加上GST的钝化作用，市场更是加剧低迷。
从公平的角度看，GST会增加有钱人的储蓄，但却未必会增加投资。与此同时，中下层的消费力又受到打击。只能说，GST来得不是时候。从时机上言，GST应在经济处于上升阶段，特别是过热时出台，才是良机；因为，它会使经济降温，抑制通货膨胀。易言之，从公平税收与效益的角度看，GST是下策。
那政府又应从何处找钱？我想，最立竿见影的方法便是严厉打贪与透明化，公平化政府采购。若认真执行，这有可能为政府一年省下150亿令吉。这150亿足以抵消油气的收入损失，或GST的收入。
在2014年，政府收入中，有110亿与67亿个别来自销售税与服务税（SST）。若延续SST，到了2017年可能会收到约200亿。实施GST，到了2017年，预计也只是收到约400亿；也就是，只比SST增加约200亿，只要认真打贪，不就填补了。
不应从民间拿走财富
从长远来看，联邦政府财政的困境，其实在于纳税人数与数额太低，在2016-17年，个人所得税仅占总收入的约13%。在发达国如美国，在2012年，联邦政府收入中，个人所得税占了47%，公司税9.6%与社保税34%。大马则是公司税31%，个人税13%，GST预计17.5%，非税收入约17%。
可见，只有提高个人税的份额，才是可靠的出路。只是，这是个长期工程，由于大马面对三低，即低生产力、低技能与低增值经济活动的困境，不解决这三低，也无法提高个人税。因此，政府才从GST下手，可GST又是双面刃，有打击增长与劫贫济富的负作用。
此外，这个新税源，也可能起著资源的诅咒（Resource Curse）的不良作用，使政府认为，有了新税源，就不必认真去搞必要的改革。其实，政府若无能腐败，是不应把财富从民间转入政府手中的。若政府高效廉洁，而不是腐败无能，人民缴税也会缴得较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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