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服务是除了衣食住行外，人们最根本和迫切的生活需求。大马政府非常关注国民的医疗健康问题，这表现在卫生部是继国防部和教育部后的一个重点拨款单位。在过去几年间，政府拨给卫生部的款项逐年上升，从2013年的192亿令吉、2014年221亿令吉，增加至2015年的233亿令吉。很不幸的是，纳吉在2016年的财政预算中，把卫生部的拨款降低至230亿。
最近有两则关于医疗健康的新闻引起社会大众的注意。第一则是根据国际研究公司美世（Mercer March Benefits）调查指出，亚洲地区在2016年医疗费用预计会增长11.5%，马来西亚以高于平均（17.3%）的增长率排在越南后面，成为亚洲区域涨幅第二高的国家。第二则新闻是民主行动党古来国会议员张念群在媒体上披露，国内部分的政府医院因为资金不足，被迫暂停一些医疗化验及检验服务，议员相信卫生部是受到政府删减拨款所影响。
政府减少投入资源
上述两则新闻传达的信息是医疗费用增加，不过政府在公共医疗服务投入的资源力度却反向而行。我对这反差并不觉得惊讶，反觉得是一个机会让大家省思公共医疗制度改变背后的价值取向。因为一个国家的医疗制度发展正是反映著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态环境变化。
马来西亚在建国后的医疗体系，主要是由中央政府津贴公共医疗机构包括医院和诊所，保障每位国民都有将近免费的医疗服务。这个体系与香港和新加坡一样，明显是受到英国殖民政府的影响。英国是世界老牌的工业国家，在工业化后推行了福利国家的社会制度。英国的医疗政策强调的是社会公平面向，目的是让每位公民都有获得医疗保障的权利。
我国医疗体系受到英国影响，是属于社会福利的面向。从医疗体制背后的价值观分析的话，这是介于实用主义（政府为国民提供医疗服务，将国民视为是福利制度的受益人）和普遍人权（基本人权，公民的医疗福利与公民权利是对等关系）的价值观。前者带有“赠予”的意味，后者却是以人民权益为主体，政府有义务保障国民的基本权利，是诉诸于道德取向。
强制人民参与健保
随著马哈迪时代推行的私营化计划后，我国公共医疗服务也受到波及。最明显的是在2012年，纳吉政府意欲推动“一个大马健保”计划（1Care）。在1Care计划下，政府将强制人民参与健保的缴费，才能享受更有素质的医疗服务计划。换言之，政府要卸下公共医疗费用的责任，推动医疗的市场化，把医疗服务负担转嫁至国民身上。
从国家整体发展方向来看，政府的转变越来越倾向新自由主义的市场。政府不愿意再扮演照顾国民的角色，认为只有开放市场，各家自由竞争，而有能力的国民在竞争中获得最优质的服务。这个制度背后揭示的是政府把医疗视为一项商品，因此政府允许商品在市场上贩售，其提倡的是一种“效率”的价值观，人们只要付得起钱，就能享受到高效率的医疗服务。
因此，人们须觉察到医疗制度的任何转变都不是凭空出现，必是受到整体社会发展的影响。我国的医疗制度在实用主义、普遍人权和新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之间摆荡，未来的走向势必影响国民的医疗保障权利。
政治压力施压政府
虽然政府想要医疗体制走市场经济的自由道路，但也有其挑战的地方。当纳吉政府在面对政治压力（选举）时，也必须对民众的需求做出回应，难免要用医疗服务来讨好选民，例如这几年推动的一马诊所就是很好的例子。必须注意的是，一马诊所提供的医疗服务始终不如医院和专科诊所。
虽然政治压力看似能抑制政府的自由化步伐，但其影响是有限度，因为在全球横行的新自由主义市场压力下，深受族群和朋党关系钳制的大马政府如何有余力避开这一波浪潮，或者他们根本不愿意避开，只想与之共舞。可以预见的是大马未来的公共医疗制度将面对更多挑战，虽然情况并不乐观，但希望国民密切关注如何施压政府以保障基本的医疗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