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岛的国会选区，将从104个增至114：雪兰莪、吉兰丹、彭亨各增加两个，槟城、吉打、霹雳和登嘉楼各一。……但是，众所周知，雪州的人口乃全国之冠，选民也在霹雳之上。”
“尽管如此，雪兰莪的国会议席，只有16个，霹雳则配得21个。相较之下，雪州的百姓，是吉兰丹的两倍半，可是，吉兰丹的议席总数，相等于3／4的雪州国会配额。同样的，雪州人头，比起彭亨多出三倍不能，彭州国会仍有8个之多。”
诸如此类，罄竹难书。“吉隆坡的人口60万，1969年度选民的统计显示，州内当时大约24万人，同期之间，彭亨和登州各18万，两州的国会议席，都在吉隆坡之上。”
似曾相似的局势
熟悉的内容，相似的场景，那是1973年7曰9日野党领袖陈志勤医生在国会辩论选区划分之事。他所说的见诸是日《国会记录》页1637-1640。当中，陈医生也抨击了杰利蝾螈（Gerrymandering）的魑魅魍魉。
演讲时陈医生援引选民一万有余的柔佛东南（Johor Tenggara）和南霹雳（Hilir Perak）的案例，对照孟沙和直辖区的选民结构：孟沙当年选民约8万人，余下国会皆逾5万人。这么一来，柔佛东南一票，几乎相等孟沙六票。……
现在回顾，显然的，那是1969年联盟兵败之后的应变之策。学者的研究发现，当年在野党大胜的槟城、雪兰莪和吉隆坡的议席配置，皆被低估；反之，东海岸三州的议席，皆过度代表，比率失衡，一目了然。
时光荏苒，倏忽43年。若陈志勤医生仍在世，本篇经典演讲的语境，几乎完全适用2016年选区划分的耐人寻味。不同的是，只是选区地点的分布，略有不同。
李泰德的论文《选票与议席的不比例性对马来西亚政党体系的影响》（台北：政大；2014）所述，点点滴滴，亦是这么一回事：沙巴与砂拉越两州，仅占全国选民数15.57%，却享有25.22%的议席。（页69）
改变选民结构现象
结果，国阵全国总得的133席，便有47席或35.34%的席次来自这里。凭靠东马的过度代表之优势，拉大了国阵和民联的议席差距，也促使国阵凭靠112席的简单多数继续执政。（页69）
但是，追溯源由，我们不得不说起马哈迪医生当年的3M兵法，操控金钱（money）、媒体（media）、机制（machinery）的肆无忌惮。纵然马哈迪医生后来下台，他的布局，继让国阵不动如山。
关键所在，2003年3月杨凯斌在《小辣椒》第28期发表〈下届大选，反对党要如何惨败〉的文章，已有精辟之见解，举证选举委员会“为马哈迪量身定做只有区区85个选民的布城新国会选区”。（页11-12）
此外，杨凯斌说，当时也出现搬动在野党国会的选民，改变选民的结构的现象，乃至影响了吉打和彭亨的议席。票仓定存州的柔佛、沙巴和砂拉越的国会议席，则增加之。
情节和手法，都是熟口熟脸的；不同的只是时间和空间。烈火莫熄的1999年，国阵输掉了丹丁两州的政权之后，李泰德在论文报告，虽然选区重划在半岛增加了20个国会议席，但是丹丁皆一无所获。（同书，页73）
无视历史的教训
这个做法，也见诸砂州，乃至人联党籍的前助理部长叶金来律师，也公开透露他个人感同身受“一人一票”尚未成功的遗憾：砂州从最早的48个议席，一再新增；但是，“华人为主的选区，只有15个，占了71个的21%”。
当中，古晋4个选区的浮罗岸、朋岭、峇都林当及石角，每个选区选民前后多达3万个，共计12万选民，唯选区没有增加。“反观其他国阵成员党，他们的选民8000到1万，就有一个选区”。
虽然选举委员会后来最终答应再从石角与峇都林当州选区，划出哥打圣淘沙；但是，仅此一个，到底于事无补。陈志勤医生天堂有知，恐怕也要挺身高调当庭再辩一次：“…… Having eyesyou see not the lessons of history.Having ears you hear not the cries ofanguish against poverty and corruption.Having tongues you will not let othersspeak. I sit down with great sadness inmy heart. What meaning is there leftin the democratic process when thissort of law can even be contemplated?……”（有眼睛，却无视历史的教训。有耳朵，却听不到对贫穷和腐败的痛苦呼喊。有舌头，却无法让别人话语。我满怀悲伤坐下。民主的过程还有什么意义，如果法律可以如此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