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导，目前世界上共有约230个国家与地区；其中，联合国成员有195个。对这些国家与地区应如何分类？一般的划分法是发达国对落后国，或先进工业化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只是，这样的分类过于笼统；因此，世界银行主张采用人均收入（GDPpercapita）来划分。
按世银2011年的标准，共分为4大类，其中，人均收入低于1025美元者（4202令吉）为低收入国；1026-4035美元（4203-1万6543令吉）为中低收入国；4036-1万2475美元（1万6543-5万1147令吉）为中高收入国，而1万2476美元（5万1148令吉）以上则为高收入国。
在2015年，大马的人均收入为约1万美元（4.1万令吉），离高收入行列尚差约15%。能否在2020年达到高收入国目标（届时标准可能会提高到1万5000美元或6万1500令吉）则颇有争议。这里，应指出的是低、中低、中高或高收入，只是一个平均数，它并不能反映出一国的收入分配状况；此外，不同国家生活水平，如物价与通膨率不同，也会产生扭曲作用。因此，联合国主张用人类发展指数（HDI）来衡量一国的发展水平，这个HDI包括人均收入、入学率、识字率与人均寿命等，范围较广也较合理。若按HDI，一些国家如古巴排名远在大马之上（2013年，第44，大马第60名），可大马的人均收入则远高于古巴。
种族宗教因素牵连
可见，我国把高收入国定为2020年目标仅是一个便利参考。尽管如此，有许多国家，包括大马，均掉入中高收入国陷阱（Middle Income Trap），为何会如此？主因在于，从低收入到中低收入，由于起点低，可较易实现，可当发展到一定的高度后，就会碰到较多的难关，且通常是无形的难关。大而化之地说，低收入或中低收入，可以用粗放型增长方式，可进入中高收入，则得把增长方式，从粗放型转为集约型（Intensive Growth），这就涉及了许多更深层的要素（Deep Factors），如人力资源及其素质的高低、政策的一贯性、高效廉洁的政府、较完整与现代化的基础设施、透明的经商环境、企业家精神、企业的创新能力等内外因等。
对不同国家言，还涉及了一些较特殊的国情因素，如种族与宗教因素，均会起到积极或消极作用。
就大马来说，摆脱资源的诅咒（Resource Curse）是个必须攻克的难关。许多资源丰富国，如非洲的尼日利亚或南美洲的巴西，资源虽丰富，却无法进入高收入国行列。反观新港台韩等缺乏资源的经济体，反而能有所突破。可见，若不懂得善用，资源丰富未必是好事。此外，经济政策能否实事求是，也是关键因素，若不自量力，去硬搞什么能力之外的威望项目，如大马的国产车计划，也会浪费资源。伸言之，不按照经济规律办事，而只想一意孤行不实际的项目，也会陷入难以自拔的陷阱。
这里，也带出了一个寻租（Rent-Seeking）的课题，若一国有太多人想以权谋利，靠权力而非实力致富，使经济体出现太多不劳而获，坐享其成的寄生阶级，也会不必要地增加人民的生活成本与经商成本，更会导致金钱政治泛滥，人人只想快速致富，不想努力干些实业。
结果就是，政府会因此而长期收不抵支。若再加上因政治考虑而大搞民众主义（Populist）的讨好而非求好政策，更会加速公共债务暴涨，终而用印钞票的方式来弥补赤字，导致通膨失控。一国若公务员过多，也很易出现这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