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大概可以说，是20世纪以来，最广泛与深入世界各地的用语与理念。虽然民主有10多种模式，不过就一般的理解，它指的是一种用选举方式选择国家领导人与政务官的一种方法和手段。只是，由于大家都用民主来合法化与正当化本身的政权，久而久之，民主已被神圣化为一种一元化的目的，只可批评，不可否定，进而限制了人类创造另类统治或治理模式的可能。
实则，民主之被神圣化为圣牛，也被一元化为唯一具有合法与正当性的政体形式，也与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斗争相关。因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了斗倒以苏联为首的现实中的社会主义阵营，不惜把民主意识形态化、圣化、道德化为一种具有普世的价值与制度。据此，便可用它为工具，干预他国内政，也否定他国的特殊国情论与绝对主权论。
民主成为宗教教条
这个手法，也令人联想到共产国家的输出革命有理论，有限主权论与特殊国情论，如前苏联便曾用“有限主权论”来武装入侵东欧国家，声称这些国家，不可用特殊国情论来危及社会主义阵营的完整性与安全。同理，不少伊斯兰国家，也用同一“有限个人人权论”来限制信徒的信仰自由，以免破坏信仰共同体（Ummah）的完整性与团结。
在1989-91年，苏东欧国家相继变天后，民主更被宣传为没有敌手的无敌、终极模式。在西方主流媒体与学院的大力宣传下，民主已成了一种宗教教条，民主传教士也声势逼人，似乎头上有个光环在加持他。只要祭出民主这个神主牌，再“牛”的异议者，也得失声；它的确是一把尚方宝剑。
这种咄咄逼人的、高人一等的霸道与绝对主义的宗教式意识形态，难免会削减其自我纠错与自我修正的潜能，终而出现了各种的民主危机论或民主的悖论现象。其实在西方政治思想中，自古以来，便已有不少民主的批评者与否定者，如苏格拉底、柏拉图、阿里斯多德等；只是，由于过度政治化、意识形态化与宗教化，才使得民主无法适时适度地自我完善。
美式民主虚有其表
尽管，在现代与当代，也有许多研究者指出，民主政体这种形式政体的诸多弊端，特别是美式民主，可主流媒体多选择避重就轻或轻描淡写其弊端，而一昧只突出其优势，大事报导一些成功的例子，而不深入追究其失败例子。于此，也突显出西方主流媒体并不如想像中那么客观中立，而是有意识形态倾向的。有人甚至认为，西方的媒体自由，实为媒体老板与财团的自由。易言之，西方民主政体也带有金主政体（Donorcracy）或财阀政体（Plutocracy）的性质，是富有、富治、富享多过民有民治民享。表与里，常是有出入的，而未必是名符其实的。
历史地看，西方各发达国迟至20世纪初期才普遍实施普选制，也并非出于高尚的动机，而是因为中下层人民意识到，民主是争取他们利益的有利工具，而展开斗争赢来的，有人还称之为暴民创造民主体制（Mobocracy）！当然有钱有权者在不得不做出让步的同时，也设计了护卫他们权益的机制与掌控媒体来影响民心向背。如总统或总理多是间接而非直接选出、法官与央行行长是委任而非民选、一流的大律师楼多为富人而非穷人服务。
出来竞选公职者得有一定的财力或得到金主的金钱援助，金主甚至有可能走后门立法；如有人便说，游说集团是上下两院外的第三院，而游说者则是走假议员；用“政治正确”来限制言论自由，如在美国阶级斗争便是禁忌，而敢公开批评以色列者则会被主流媒体封杀等，不一而足。统言之，统治阶级自有其护身与护财产的措施。
就民主政体本身的问题言，最常提及的是多数派的暴政（Tyranny of the Majority）；也就是，虽说民主原则是服从多数，尊重少数，可这两者常是难以相容的一对矛盾；在资本主义民主政体，虽各之为多数统治，可实际上，常出现实为少数财团统治的寡头政体的；之所以，也与烧钱的选举有关；利益集团常扭曲正常的民主过程，也使政策制定者常偏向照顾局部利益，短期利益而非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同理，民主也易因竞选而沦为民众主义（Populism），进而使该解决的问题拖而不决，也决而不行或撤回，西欧国家便常出现这情况，终而引发债务危机。伸言之，民主也是脆弱的而非不可一世的。】
民主弱点显见
其实，即便在发达民主国如欧洲，近年来也常出现脱民主化的做法，如议会绕过民众，自主为民为主制定重大的立法与政策，以至引起民众的大规模示威与罢工，如法国提高退休年龄（从60到62，本来在1980年代前是65岁，可社会党把它降到60岁，留下大手尾），或出台更宽松的劳工法，以便雇主易雇也易开除雇员以求减少失业。
有趣的是，近年来，西方民众愈来愈不信任政治人物与公共机构，政党党员也锐减，可民众虽变得犬儒或对政治冷漠，但又更依赖政府，要求这个那个。显见，西方民主政体在应对区域化、全球化与科技进步方面的挑战，力有未逮。可以预见，这些新挑战将暴露更多民主的弱点，如低效率、难做出大变革（不论是好的或坏的）。
可见，即便在发达的成熟民主国（按《经济学人》2010的民主指数，全球只有25个“完整”民主国），也问题丛生，更何况是易出现水土不服的新兴民主国。这都突显出，民主应放下身段，自我检讨本身的利弊，以便趋利避害，而非把它宗教教条化。只有总结经验教训，才可能使其重生，保持韧性而非沉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