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身份认同的说法，以及国家在此议题上的功能，再度引发争议。在最新一轮的评论中，我的同仁，大马民主与经济事务研究中心的执行长旺赛夫说：如果马来人模仿阿拉伯文化、印度人模仿韩国文化、伊班人模仿德国文化、姆禄人模仿毛里文化，有甚么问题？
我明白，很多大马人对此概念非常恼火，即人们有权拒绝自己的身份认同。不认同自己所属的身份者，通常会被视为“民族叛徒”。此外，他们也会阻止熟人（一般为家人）成为“叛徒”。
我大致上认可旺赛夫的说法。最关键的是：如果人们因为有过不同的体验，因此选择模仿不同的文化，没有什么不对。我想再说的是：社会大众有同样的权利表达他们的身份认同。幸好，各方都能和平共处。
不幸的是，大马的国情却有所不同。政府和政治力量通常都独尊单一的身份认同，并抑止其他。
马来人变得更“阿拉伯化”的说法，却是另一种变化。“阿拉伯化”这种说法并不科学，但人们都明白这意味著甚么：马来人穿著的改变，以及马来习俗的日渐消失。
马来妇女的穿著比以前更加密实，在宗教节日中使用更多阿拉伯辞汇。我们要向许多公众问好，但握手这种最传统的礼仪，竟成了禁忌。国内名校和军队中许多特别的礼仪，也迅速的消失。（我在其他刊物更专注撰写这方面的题材）
历史证据被政治干扰
今天的马来人对传统仪式已经遗忘，或是无知。即使两三代人之前，只有婚礼和王室庆典才会进行，但来自宗教界的反对声浪也越来越大。（最讽刺的是，在几个世纪前，奉行这些仪式的人都不会自称为马来人，他们会优先考虑国家认同，或以族群认同为先，如武吉斯人、米南加保人等。）
当然，一切都变了。以种族为基的政治（为了选举），鼓励人们定义自己为某个特定的族群。对以文化遗产为重的群体来说，无论有多少历史证据，都会受到政治势力的干扰。这种现象不仅影响马来人。例如，“马来西亚华人”的标签掩盖了那些在十五世纪定居登嘉楼的中国人后裔的独特历史。他们的先辈随著航海家郑和登陆。他们的文化遗产现在已经纳入一个单一的马来西亚华人社群当中。
这种现象使到一个马来西亚人难以取得“原有族裔归属”之外的身份认同，也同样难以抗拒改变：有些人半开玩笑地说，“蒙昧时代”应指大马著名电影制作人PRamlee影片里的时光和当时的社会风气。这辞汇原本是指伊斯兰教到来之前的阿拉伯世界。
但是，当像汉都亚那样的传奇人物都被人质疑为什么应被视为英雄，当这些神话被用来合法化今天的制度和政策，它就不再是一个可笑的事情。
当执政者以教育系统，政府机构和宗教机构来定义身份认同，大马人的身份认同就越来越窄；想要拥有不同的身份认同者，就会遭到国家权力的打压，而且在社交媒体上受到欺凌。
这无疑违背了我们的“国家原则”。国家原则里头清楚写著：“宽待各种丰富多元的文化传统”，这种作法也损害年轻国民之间的互动和竞争。
政客和官僚使用国家权力，规定了要成为某个特定族群，甚至要成为马来西亚人的定义。我们必需从他们手中取回“丰富多元的文化传统”的诠释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