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马财政权的集中化，变成中央政府控制各州，特别是反对党执政州的手段。这种情况下，穷州很难翻身，富裕州若不能执政中央，迟早会出现财政困境。
今年3月份的《当今雪州》（Selangor-kini）封面主题是布城应理解联邦体制（Putrajaya Perlu Faham Federalisme）。该刊强调，在2014年，雪兰莪州贡献了22.4%给大马的国内生产总值，即在2014年的1兆令吉生产总值中，雪州占了2270亿令吉；可是，中央给雪州的拨款却不成比例。
以2016年预算案为例，在约2600亿令吉的中央政府总支出中，拨给各州的总额仅占2.9%，占比少得可怜，而这个低占比是一贯的常态。因为，大马虽说是个联邦制国家，却是名有余而实不足。
从1963年大马成立到今天，中央在各级政府的总收入中的占比，一贯均在约80%，这个占比高得离谱，别说在其他联邦制国家，即便在中国这样的集权国，中央的财政收入，也仅占各级政府总收入的约50%，远低于大马的约80%。它突显了，大马其实比中国更集权！在大马受雇于中央的公务员，便占了约90%，远高于许多单一制国家。
需强化中央集权
为何大马在财政上如此高度集中？主因之一在于，英殖民政府在检讨二次大战时，何以当年的马来亚兵败如山倒（尽管兵力比日军多）时认定，政府组织太过松散是主因之一，故有必要强化中央集权。
从财政上看，各州发展差距太大也是主因之一；若把财政集中，可以更有效地以有余补不足，也就是用较富裕州的有余，补穷州的不足。说起来，早在1890年代，雪兰莪、霹雳、森美兰与彭亨4州共同组成马来联邦（Federated Malay States）时，便已有这种思路（当时彭亨入不敷出）。此外，集权也有助于统一发展规划与法规，有利工商业发展。
在1957年马来亚独立时，联邦宪法便规定了主要收入全归中央，如个人与公司所得税、油气税进出口税、专业执照费、路税、护照费、销售税与服务税（现已统一为消费税GST）等，而各州的主要收入，则限于与土地有关的收入，如卖地、土地转换税、地税、矿产收入（如沙石）、森林产品等。而地方政府的收入，则主要来自门牌税。
大部分企业亏损
1974年出台的石油开发法，则把油气税划入中央政府，而州政府只享有一小部份，这虽大大增加了中央政府收入，可却穷了油气产出州。大马能够在1970-80年代大搞公共企业，便与这油气收入有关。可惜绝大部份公共企业均是亏损累累，没把经济发展起来，反而进一步强化了中央集权。
理论上说，以有余补不足，似乎也有一面之理；只是在大马，财政权的集中化，却变成了中央控制州，特别是反对党控制的州的手段，吉兰丹长年喊穷便是一个活例。在这种情况下，穷州便很难翻身，富裕州如雪州，若不能最终执政中央也迟早会出现财政困境；因为，土地是有限的，卖了就没了，土地转换也是有时而穷，迟早会递减，沙石也有挖尽的一天。
更甚的是，联邦宪法还规定，州没有举债权（东马2州则需中央政府的许可，才可举债）；还有，州若要搞大型发展计划，也需要中央机构的认可，如财政理事会。其结果就是，较发达的州若资源丰富，尚可维持日常开支，惟要大搞发展就难了。穷州则只好靠向中央政府借钱以维持行政开支，发展当然也谈不上。
数据显示，到2015年底为止，各州共欠了中央政府168亿令吉；其中，彭亨州便积欠了29亿，连雪州也欠了10亿，资源丰富如沙巴与砂拉越也个别欠了26与25亿令吉。这都显示出，州在财政上是很依赖中央的，若反对党执政的州最终无法取得中央政权，将难有发展。这就是大马的政治现实。
除了联邦宪法的因素外，大马的党国体制，也就是党政不分，甚至是党企不分，也强化了这个不合理的现象。中央是可能在财政上弄垮州政权的。这也是何以有识之士早就指出，大马应实行财政联邦制（Fiscal Federalism）的主因，而享有执政优势的国阵，当然也不会放弃这个利器，这就是大马联邦体制的实相。
实际上，大马若要激活经济，让各州享有更高的自主决策权与财政权，如中国对待它的各个省份，是必要的；因为，这样才可能让更清楚州情者能因地制宜发展，也激荡出政策与制度创新。过度集权虽也加强中央对州的控制，却会制约发展，用中国的老话便是“一放就乱、一收就死”。如何收放有度是种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