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平等或不平等，向来都是政经界的热门话题。在2008-09年美国次贷危机及较后的欧债危机后，这话题更是火红，连世界经济论坛（WEF）这种政经财界精英济济一堂的精英论坛，也在2015-2016年把这课题列为主题之一。只是，关注归关注，能否以实际行动处理这老大难问题，则是另一回事。
说到平等与不平等，也可从国内对国际，及不同历史阶段来切入。就发达国言，大体上，在1930-70年代这期间，是相对平等的时期；只是进入1980年代后，特别是英国的保守党与美国的里根政权上台后，发达国经济不平等日趋明显。
这既有其历史背景，如1970年代的经济不景气，与英国被称为欧洲的病夫，也有意识形态，如新自由主义的崛起，与技术的加速进步，全球化进入一个新阶段等有关。
在发达国国内日趋不平等的同时，世界范围内，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趋同（Convergence），也就是国与国之间，出现拉近经济差距的趋势，特别是中国与印度的经济崛起，在相当程度上，缩短了国际不平等。据此而论，不平等日趋严重的同时，也有平等化的趋势。
何以会出现这个“悖论”，一种看法是，发达国国内的不平等化，与国际的平等化，在某种意义上言，是一体两面的事；之所以会如此，则与科技进步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有因果关系。
工作机会出现转移
在发达国，不平等的主因，除了是大搞减税，富人避税，富人把财富转移到低税国或避税天堂如开曼群岛（Cayman Island）等因素外，也与国际分工体系的重新布局有关。也就是因为技术的进步，降低了通信与运输成本外，经济自由化思潮也起了推动作用。它使资本家更易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各类套利行动，如不同国家间生产要素（土地、人工等）的价格差异所产生的套利机会，使工作机会转移到后进国家。
这个工作机会的转移，自然削弱了发达国的工会的力量，使他们得更迁就资本家。这也是何以，在1990年代，发达国内兴起反全球化运动的主因。他们宣称，全球化是个往下比，而非往上比的“逐底竞争”（Race to the Bottom）。也就是比哪一国的工资与福利较低的比火点进程。
与此同时，节省劳动力或取代劳动力的技术进步，也削弱了受雇阶级的谈判能力，不但国内出现无就业增长，连一些白领或高层次就业，也流失到诸如印度这类新兴经济体。
就此点而言，资本家虽是最大的得利者，可一些后进国也是受益者，受损的反而是发达国，如美国的反TPP(跨太平洋伙伴协议）论者，便是据此现象反对TPP。
策略影响经济成长
对后进国言，特别是中小规模的经济体如大马，整合入全球经济，是加速增长的一个方法，当然能否从量的增长，升级入质的增长，这就看各国的思路与策略了。若自我封闭或被围堵，如1980年代前的中国，因不能利用全球市场提供的机会，就只好靠自力更生。
自力更生的好处是，较不受全球经济波动的冲击；只是代价则是低增长与被边缘化。而被边缘化的后果，便可能是进一步的锁国或是政权更替，如朝鲜与缅甸的实例。
当然，也有论者认为，后进国家用低人权、低工资、低地价、高污染、高耗能来换取高增长并不合算；更有论者认为，这是个你之所得就是我之所失的零和博奕（Zero-Sum Game）。只是，也应看到，当后进国脱贫致富后，也会带动发达国的经济，如近年来中国游客便成了许多发达国的大主顾，且是发达国高阶产品与服务的消费者。
因此，应从阶段性的角度来看待全球化。同时，更应看到，全球分工体系的布局也是失衡的，中国、印度等虽得益不少，也有不少国家被绕道而过，而失去赶上全球化列车的良机，如巴基斯坦与许多非洲国家，便被选择性地被忽略掉。
易言之，即便在后进国，也不是雨露均沾，或是同一个国家，也不是所有地区与阶层同时受益，如中国的中部与西部便相对被忽略，加剧了另一类不平等。
总的来说，在这个信息化与盛行比较的时代，选择投入全球化虽有其代价，却是值得的冒险，重点是如何尽可能趋吉避凶，如新加坡的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