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社通常有一个通病， 就是很崇拜英语。其实， 英语只是一个工具，最终要靠的是你的脑力。”那是叶金辉先生著《忆丹斯里颜清文》（吉隆坡：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会；2013）所引颜清文律师生前之语。
书里说，（颜清文）以过来人的身份指出，“我能顺利念完法律，事实上是知识的问题，而不是语文的问题。当然，基本的语文要掌握，但知识也很重要。”（页80）
本来就是这样嘛，语文怎么会是问题呢？要是如此，日本本土制造的学者，接二连三排队夺下诺贝尔大奖，反映了什么？颜清文律师说得没错，追究到底，一切还是仰赖脑力主导。脑力不行，怎么可能顺利完成法律的课程？
可惜，这个社会，从民族企业到民族教育，恐怕都是骗人的。两岸的百姓还是崇洋，如是我闻，乃至堂堂正正的中文系教授，出口洋话，公文所书，也是英文为主。
心之所向既然如此，他们的子女，最终接受的教育选择，自然也就可想而知。
向往外国教育
家有恒产，读的自是国际学校；一旦出国，所报读博士的课程，必是诸如前董总主席叶新田的Kensington名校。
但是，一个人的学历，和他的英文程度，当然没有必然的关系。恰好相反，纵然摆明说是海外深造的博士，立论的逻辑，往往也不过如此；指控的凭借，亦是这般：既不曾提出确凿的佐证，反倒还要当事人反证自己所言属虚。这是什么道理呢？
诸如此类，罄竹难书。去年《商业周刊》第1421期书摘梁展嘉的《干嘛羡慕新加坡》（台北：时报；2015）所引的应征经验谈，当是一面明亮的镜子，佐证迷恋英文的无孔不入，以及到了这个地步：
“有两位高层接见我，谈了半个小时，他们（的）态度不算很熟络，听起来比较像是收容台湾来的‘难民’，最后主动给我开了一个价格，月薪两千新元。”(页133)
当中的蹊跷，毕竟何在呢？书摘随后所言，明明白白：“过了几个月后，我才突然明白了，那天坏就坏在我一开口说的是中文，不是英文，结果他们以为我只能讲中文。”
会英语待遇大不同
是的，作者所言，当非虚言：“在新加坡，只能讲中文的员工得到‘折扣价’是众所皆知的事情。”吸取了这个教训，随后的第二场应征，梁展嘉“抱定主意，打死也不说中文字”，这一回，场面显然大不一样了：
“第二次接见我的是上回补我一枪的高层，土木经理陈先生。他本来又要和我讲中文，但因为我抵死不从，坚决只说英文，他的肢体动作和脸部表情跟上回完全不一样……谈到最后，他问我希望月薪多少？”
此一时，彼一时了：之前是“主动开了一个价格”，现在是请问待价。关键所在，显然是在英语。
作者体会当时的行情有变，也不客气了：“我要新加坡币二千六百元。”嗯，对照之下，当可觉察华文至少折价新币600。
但是，英语不就只是一个工具吗？个人的成败，公司的盈亏，政党的起落，根本所在，乃是各自的脑力。脑力不行，不管何方神圣的大动作，结局必然凄凉，迨无异议。
反之，出口英语流利，下笔头头是道，不一定就能赢得一切。当年颜清文律师的破产，乃至出现“银行的授权书没有凭据1949年授权法令注册”的咄咄怪闻。（页91）
然则，颜清文律师的体验，始终不能唤醒这个族群固有的偏见，前不久甚至还有高人主张开设独中剑桥班云云。
颜清文律师谢世就快五年，读传记，思故人，不知还有谁人记得他的“英语是工具，成功靠脑力”的金玉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