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3日，又将是公布年度财案的众人关注的日子，这个年复一年的长篇大论的财政预算案，一贯以来，均是只谈技术性的课题，而不谈迫切的根本改革，如反腐倡廉、去除寄生经济，以便释放经济活力与降低生活与经商成本。既然不谈必要的结构性改革，那就谈技术性的短期措施。
据报导，2016年财案的主题将是强化经济增长、增强包容性和确保财政预算达到平衡。表面观之，这确是不错的主题。只是，主题内也有内在矛盾，如增长对预算平衡，除非搞大刀阔斧的结构性改革；否则，增长与平衡预算是难以相容的。其实，经济学界便有人争论，应是增长优先，还是平衡预算优先，如希腊的紧缩政策（Austerity Program）就备受争议。
至于增长，也有量与质的区别，光有量变（增长），而没质的提升（发展、质变），也只能虚有其表，如这10多年来，经济虽有增长，却是靠举债与技术性的资产升值来推动，以至增长素质不佳，也难以持续。比方说，与1998年货币金融危机前相比，我国的公共债务与家户债务已翻倍，这样的举债型增长，只能说有形无神，素质不佳。
中等收入陷阱
有素质的可持续的增长，应建立在两个基础上，一是生产力的提升，二是经济活动的层次的提升，也就是产业升级（Industrial Upgrading）。而要实现这两个目标，首先得提升人民的知识与技能，其他则需要有政策性与制度性的配套来相辅相承；这些我们都没做到。实则，有每况愈下的现象，如许多人普遍对公共制度与机构缺乏信心。
要知道，大马已是个中高收入国，不是低收入国。低收入国要启动增长，只需简单条件，如大量廉价劳动力，有出口市场等，可进入较高阶段后，所需条件便不同。因此，才有“中等收入陷阱”这类用语出现，其义就是，启动增长易，持续中高速增长难。因为，它需要更高标准的条件，而不是简单的市场开放。
大马的问题就是，进入了21世纪，可又延续了1990年代的增长条件，如低薪资政策（Low Wage Competition）。做为一个中高收入国，却走低薪资竞争政策当然是此路不通。
低生活成本国
2010年出台的新经济模式（New Economic Model），已提出改革方向，如去除猖狂的坐享其成的寄生型寻租活动，可又因缺乏政治意志，只好知难而退；然后出台一系列的花样百出，可又无法带来改革红利（Reform Dividend）的各类转型计划。显见，这是个只求混著过的政权。
就技术性课题言，要实现增长，基本上只有3个方法，即内需（国内消费），外需（即出口）及投资。1998年，大马是靠外需与投资推动增长，如投资可高达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约40%，而出口的年均增长率也可高达14%，可1998年后，这2项已欲振乏力，投资已跌至约22%，出口增长也大减至5-6%，近几年更跌至2-3%。显见，出路便在内需。这也是何以，公共债务与家债自1998年便节节上升的主因。
问题是，由于生产力与产业层次没大幅提高，故实质薪资水平与1990年代相去不远，外加上生活成本节节上升。今天大马人的实质生活水平，其实已低于1990年代；也就是，虽然表面上有量变，GDP也有增长，可若扣除实质通货膨胀（即货币贬值），生活水平其实是每况愈下。
今天，由于原油与油棕价格不振，影响到马币贬值，形成了进口型通膨，生活压力更是百上加斤。在这种新现实下，与其谈高收入国，不如谈低生活成本国（Low Cost of Living Country）来得实际。而要实现低生活成本，反腐倡廉，削除坐享其成的寄生经济，是不可或缺的。
进而言之，如何创造更多体面就业机会，以减少公务员人数，也是必要的。若否，开源节流将成为不可避免的措施，而开源如出台消费税，只会加重人民生活负担；节流，如削减各类补贴，也会增加百姓负担。
若采取减低公积金缴纳额以刺激消费，也是不顾长远后果的短视政策。毕竟，有75%的公积金会员的月均收入低于2000令吉；只有约15%公积金会员月均收入介于2000-5000令吉之间。显见，大马实际上是个低收入高生活成本国，是绣花枕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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