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3日,又将是公布年度财案的众人关注的日子,这个年复一年的长篇大论的财政预算案,一贯以来,均是只谈技术性的课题,而不谈迫切的根本改革,如反腐倡廉、去除寄生经济,以便释放经济活力与降低生活与经商成本。既然不谈必要的结构性改革,那就谈技术性的短期措施。
据报导,2016年财案的主题将是强化经济增长、增强包容性和确保财政预算达到平衡。表面观之,这确是不错的主题。只是,主题内也有内在矛盾,如增长对预算平衡,除非搞大刀阔斧的结构性改革;否则,增长与平衡预算是难以相容的。其实,经济学界便有人争论,应是增长优先,还是平衡预算优先,如希腊的紧缩政策(Austerity Program)就备受争议。
至于增长,也有量与质的区别,光有量变(增长),而没质的提升(发展、质变),也只能虚有其表,如这10多年来,经济虽有增长,却是靠举债与技术性的资产升值来推动,以至增长素质不佳,也难以持续。比方说,与1998年货币金融危机前相比,我国的公共债务与家户债务已翻倍,这样的举债型增长,只能说有形无神,素质不佳。
中等收入陷阱
有素质的可持续的增长,应建立在两个基础上,一是生产力的提升,二是经济活动的层次的提升,也就是产业升级(Industrial Upgrading)。而要实现这两个目标,首先得提升人民的知识与技能,其他则需要有政策性与制度性的配套来相辅相承;这些我们都没做到。实则,有每况愈下的现象,如许多人普遍对公共制度与机构缺乏信心。
要知道,大马已是个中高收入国,不是低收入国。低收入国要启动增长,只需简单条件,如大量廉价劳动力,有出口市场等,可进入较高阶段后,所需条件便不同。因此,才有“中等收入陷阱”这类用语出现,其义就是,启动增长易,持续中高速增长难。因为,它需要更高标准的条件,而不是简单的市场开放。
大马的问题就是,进入了21世纪,可又延续了1990年代的增长条件,如低薪资政策(Low Wage Competition)。做为一个中高收入国,却走低薪资竞争政策当然是此路不通。
低生活成本国
2010年出台的新经济模式(New Economic Model),已提出改革方向,如去除猖狂的坐享其成的寄生型寻租活动,可又因缺乏政治意志,只好知难而退;然后出台一系列的花样百出,可又无法带来改革红利(Reform Dividend)的各类转型计划。显见,这是个只求混著过的政权。
就技术性课题言,要实现增长,基本上只有3个方法,即内需(国内消费),外需(即出口)及投资。1998年,大马是靠外需与投资推动增长,如投资可高达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约40%,而出口的年均增长率也可高达14%,可1998年后,这2项已欲振乏力,投资已跌至约22%,出口增长也大减至5-6%,近几年更跌至2-3%。显见,出路便在内需。这也是何以,公共债务与家债自1998年便节节上升的主因。
问题是,由于生产力与产业层次没大幅提高,故实质薪资水平与1990年代相去不远,外加上生活成本节节上升。今天大马人的实质生活水平,其实已低于1990年代;也就是,虽然表面上有量变,GDP也有增长,可若扣除实质通货膨胀(即货币贬值),生活水平其实是每况愈下。
今天,由于原油与油棕价格不振,影响到马币贬值,形成了进口型通膨,生活压力更是百上加斤。在这种新现实下,与其谈高收入国,不如谈低生活成本国(Low Cost of Living Country)来得实际。而要实现低生活成本,反腐倡廉,削除坐享其成的寄生经济,是不可或缺的。
进而言之,如何创造更多体面就业机会,以减少公务员人数,也是必要的。若否,开源节流将成为不可避免的措施,而开源如出台消费税,只会加重人民生活负担;节流,如削减各类补贴,也会增加百姓负担。
若采取减低公积金缴纳额以刺激消费,也是不顾长远后果的短视政策。毕竟,有75%的公积金会员的月均收入低于2000令吉;只有约15%公积金会员月均收入介于2000-5000令吉之间。显见,大马实际上是个低收入高生活成本国,是绣花枕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