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牟宗三,在1960年出了一本《政道与治道》的书,书中认为,中国的治道,在以前便发展到了最高的自觉境界,可政道却始终没办法;故而,中国以往只有治道,而没政道,只有吏治而无政治。
因为没有政权的道理(政道),故其治权的道理便缺乏客观形态与架构,而只有主观的治道。这个治道也有3个系统,即儒家的德化的治道,道家的道化的治道与法家的物化的治道。他这里所说的政道,是指有客观架构的民主体制,如三权分立的宪政民主体制。因此,中国有必要依据中国儒家的道德形而上学的道统,开创出民主政体的政统与科学,事功的学统等,是所谓的从内圣开出外王(科学、民主、事功)等。对普罗来说,这是比较“玄”的道理。
其实,严格来说,牟宗三所说的政道应是政体,也就是政治体制,如民主或君主体制。且要看如何定义民主;因为,当代民主是个含义可大可小,可宽可严的用语。如不少人还引用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Government 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
可深层地想,民有与民治既可指民是主体(直接民主),也可指民是客体(被统治,如代议民主制),而民享则是理所当然的政治理想,如民本便是民享。伸言之,若说,心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也是可解释为符合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宗义。
掌控霸权说了算
同理,人民民主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也可以说是人民之治(Democracy);可见,民主这个受人赞的用语,已变成漫无边际的用语,现代政治学里指称的民主主要指宪政框架下的代议制。
其他如社会民主、产业民主、经济民主,是把民主当作平等的同义词来使用。此外,左派人士也常用资本主义型民主(CapitalistDemocracy)来指称西方主流民主政体,至于社会主义型民主(Socialist Democracy)或其他形形色色的民主形式,则各有其专属含义。在西方,资本主义或资产阶级型民主,也常受到西方左翼所抨击。这里,也涉及了话语霸权与文化霸权的现实;毕竟,权力无处不在,谁掌握了霸权便是谁说了算。
回过头来再谈政道;其实,传统上中国人说政道,主要是指王道仁政,如天下有道,君有道,政得其道等,著重的多是行为的结果,也就是成果比形式重要。可以说,这是一种实用理性的表现。政者正也,只要做得正,便是正道。只要实现政通人和便是正道。
当然有些人文知识份子会说,这是低层次的要求;只是,普罗有普罗的要求。知识精英可以曲高和寡,可政治人物可得曲低和众。政体与程序固然有其重要性,可为政之道,目的在于为民讲“小确幸”,有了温饱,才可能解放自由。
香港的名记者梁厚甫在1987年发表了一篇《政与治》的文章,里头提到,政与治应该区别对待。进而言之,英文的Politics应译为政道而非政治,而公共行政则应译为治法(Public Administration)。也就是,政为体治为用。政道著重原则,如是为资产阶级抑或是无产阶级服务,而治道则是处理大众事务的技术。两者的关系是,好的治法,有助于政道,而治法不得法,交不出政绩来,即便有好的政道,也是徒然。毕竟,对普罗而言,设立政府的目的便是要让人民得安居乐业,庸俗而自得。
政道不彰治道不显
至于如何把政道与治法发生综合效应,梁厚甫主张,用法治来串通两者。只是,我想法治与人心必须相配,才能政通人和。没有才德兼备的治者,再好的制度,也会被滥用,致成有术无道的政治。如当前的大马,便是政道不彰,治道不显。
这里也涉及了如何选才用才的课题。基本上,通行的做法是,事务官靠考试录用,政务官则靠选举与选拔。在实践所谓纵向民主(Vertical Democracy)的中国,则是基层走选举之路,中层走实验,而顶层领导则走选拔的三合一路线。
Daniel Bell在《中国模式》(China Model 2015)一书里认为,这是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值得在肯定的前提下求改进。这个三合一与集体领导的轮任制能走多远,则有待观察。有者认为,中共是个富有应变力的达尔文型的列宁式政党(Darwinian-Leninist Party),故是个与时并进的韧性威权或开明专制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