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的“华团”,既不是社会运动(social movements),也不是利益团体(interest groups),而是有族裔性格的民间结社组织。这类民间组织,是移民社会延续下来的社会形式,协助南来者在侨居地适应新生活。
尽管曾经有人认为,当社会现代化之后,这类民间组织的功能就会减弱,其角色将澹出主流(如同类组织在新加坡、香港的处境),但至今为止,马来西亚华团仍然蓬勃发展,也是把国内华人社群有效组织起来的最主要社会结构模式。
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部分本来已无甚角色的传统华团,也借机与中国各方面重新建立起新的联系,而发掘到新的活力或是社会意义。华团领袖可以通过这一层关系网络,在中国活动游走时扩大舞台。因此华团不只没有式微,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仍有重要意义。
当前尚没有其它的组织模式,如其它国家的教会或非营利组织,可以取代此间华团的角色。其次,华团向来有关心政治社会、支持文化教育的优良传统,致其始终未在现代化变迁中失去现实意义。最后,威权国家的政经压力,也使一部分华团成为社会动员的平台,发挥一定的表达异议功能。
由于华团是华人社会最主要的社会结构模式,人们经常期待它在政治和社会上扮演积极有为的角色,所以就将公民社会应负的义务,赋加在华团身上。可是,就华团的本质与特性而言,它们不一定都是进步的、批判的,有者只是地方格局的、非政治化的结社形态,甚至没有特定的政治取向,或是公共议程。
马来西亚民间组织拥有丰沛资源,在政治转型的过程中,如何引导他们发挥丰沛的能量,拓展公民社会的疆界,除了仰赖组织与动员之外,就要留意到行动者(actor)和领导精英(elite)的角色及其影响。
结构、行动影响改革
在社会改革和历史前进的过程中,经常被论及的两个动因,一是结构因素,二是行动者因素。结构因素指的是诸如政治、经济、阶级、国际情势等条件的变迁,如何影响社会改革的进程。至于行动者因素,则是指社会和公共活动的参与者,如精英、领袖、对手等等,采取了怎样的策略和判断,他们之间如何通过结盟抑或互动,而影响了政治与社会的走向。
结构与行动,经常成为人们解释政治和社会进步的两个途径,但两者并非是互斥的。任何重大的政治与社会变迁,都不可能只凭单一因素就可以促成,只是在关键时刻,何者发挥了至关紧要的决定性作用而已。
有时候,即使结构条件已经具备,如果缺乏有效的社会领袖,也可能错失机遇,例如2008年之后两线制契机浮现,但华教运动却陷入内耗与分歧,实与领导失灵、缺乏判断能力大有关系。相对而言,若有坚定的精英领航,即使结构因素未必充分,亦有可能利用各种缝隙和空间,创造有利的变革氛围。我们将这些审时度势、积极有为的行动者,称为“社会企业家”(social entrepreneurs),或是“议题企业家”(issue entrepreneurs)。
社会企业家创能量
社会企业家跟一般的社会精英,或许同样有世俗的追逐目标,也会响往个人的事业和声望,但除此以外,社会企业家热衷参与公共生活,并发挥出卓越的组织经营和倡导愿景的能力,可以把策略与目标转化为众人都可以共享的梦想或是论述。易言之,杰出的社会企业家不只是单纯的领导者,他还有能力把众人的期待与追求,有效地“集结”或“创造”出来,化为有组织和有方向感的公共能量。
过去的林连玉、林晃昇、邱祥炽,都曾在艰险的环境中发挥出社会企业家的作用,机智地策动社会力量的集结及论述的方向。本书作者陈友信先生,则是当前华团组织和公民社会杰出的社会企业家,在华团和民间组织中发挥个人角色和能量,从事进步论述的倡导工作,同时有效地调动、整合和创造资源,推动了社会的观念创新和公民社会的有效结盟。
友信常年活跃于马来西亚公民社会,在隆雪华堂青年团、隆雪华堂、行动方略联盟等重要岗位上,既有出色的建树,也有传播愿景和阐扬理念的能力。近年来,他更积极建构不同族群与语系之间的跨族群结盟,成为公民社会中的进步推手,在诸多华社和国家的重要议题中,都扮演了整合与协调的重要串连。
事实上,社会企业家最重要的气质条件,除了领导力与方向感,最可贵的还是对结盟的想像力。政治学家奥蒙(Gabriel Almond)言:“伟大的领袖都是建立联盟的高手”,如何克服障碍,创造愿景,建构社会结盟,在在需要细腻和耐心。在创建行动方略联盟这个跨族群联盟的过程,友信就充份展现了他的组织才华和理念沟通能力。
当下的马来西亚处于政治和社会转型的阶段,摆在前面的正是一个大场景的社会舞台,是各类人物粉墨登场的绝佳时刻。华团领袖的培养不难,但社会企业家的崛起,以及他们在关键时刻的突破格局、扭转方向的意义,才是格外重要。国家转型关键时刻,除了客观结构条件的配合,也需要行动者的主观意志与能力,我相信未来书写大马社会转型的文献中,将会特别重视社会企业家在这段时期的重大作用。
本文是作者为陈友信新书《亮灯新路》之序文(雪兰莪:策略资讯研究中心,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