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4年预算案公布以来，消费税备受各界关注。这个新税制有什么利弊？
根据首相署部长阿都华希的说，实行6%的消费税，以取代现行的6%的服务税与10%的销售税，这新税制应可为政府，在2015年（9个月）带来约230亿令吉的收入，在2016年全年，则可带来约320亿令吉的收入。以增幅来说，其实也并不惊人，因为，在2012年，现行的税制可带来约150亿令吉的收入，2013年也会有约160多亿令吉，估计若以现行制度计算，在2015年，也可能带来约200亿令吉的收入。
易言之，这个增幅可能连填补估计为46亿的一马援助金也不够（2013年）。若政府目的是扩大税收基础与健全财政，其税率应会逐年增加，如新加坡便是从3%递增至7%，而日本，也会从5%递增至明年的8%。可以说，这是个逐渐加温的“温水煮青蛙”方案。
从性质上言，消费税，也可说是支出税或消费型所得税（Consumed-Income Tax），也就是有消费就有抽税，且是最终消费人负担税额。因为供应商虽被层层课税，可也可以申请层层扣税，而最终消费人则负最终责任。当然，为了避免引发大规模反弹，政府也会把一些日常必需品列为豁免项目，且年营业额50万令吉以下的，也可被豁免。若否，反弹后果将足以让政府倒台。
价格涨，需求降
由于有消费就有抽税，可以预见，在推行初期，它应有压制消费的负作用。因为，没有被豁免的商品与服务无形中就会涨价，价格涨了，需求便有可能下降。这十多年来，大马经济靠的是以内需来推动经济增长，以至政府与家户均债务节节高升。因此，从好的方面看，这新税制可抑制消费与债务，从坏的方面看，经济增长的动力会被削弱。在短期内，企业的营业额自也会降低，进而削减政府的公司税收入。若美国量化宽松也退场的话，便会加剧其负面作用。
伸言之，在推动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中，若投资与出口没有回复往日的动力，消费不振便会进一步地钝化增长，进而冲击到政府的总体收入。据此，私见以为，这政策的实施，尚有在著变数。毕竟，马来西亚是个高度依赖国际经济与消费的债务推动型经济体。
另一点是，在出台消费税，或每调整（向上）其税率时，就会来一回通货膨胀；涨幅的大小，则取决于多种因素，如石油价格、合理化补贴、粮食收成、利率与汇率的高低等，或豁免项目的范围等。
真正的治本之道
此外，消费税也涉及了一个社会公正的争议。也就是什么是公平，或平衡公平对效率的矛盾课题。因为这税制在性质上是劫贫济富的，也就是，不论是贫是富，只要有消费非豁免项目，就要纳税。更何况，在大马，这新税制是与削减个人与公司所得税配套出台。这就难免令人怀疑，这是否是种亲富政策。
历史地看，在1980年代之前，也就是英美尚未大搞民营化、放宽管制、减税政策之前，世界范围内的税率均很高，连大马的税率也高达40%！可由于民营化，减税风潮一起，不论是发达国或发展中国家，都争先恐后地大减个人与公司所得税。结果之一是，贫富日趋不均，政府财政也日趋恶化。
有者甚至认为，美国会发生次贷危机，或欧洲会发生欧债危机，也在一定程度上与此相关。说起来，减税或增税，也是当代政治经济学里富有争议性的课题。就减税与消费税的关系言，一种楔子理论（Tax Wedge Theory）认为，累进税率有钝化个人或企业拼搏的负作用，使个人失去动力；因此，税率应把重点放在消费，而不是收入或储蓄。这样，就可激发个人多努力，多储蓄，多投资，进而促进增长，而消费税正扮演了这个促努力，促储蓄，促投资，抑消费的作用。
只是，从现实来看，亲富的减税不见得有促生产性投资或增长的正作用；反而引发了快速致富，以钱赚钱的投机，甚至促成了赌场资本主义，终而引发金融危机与政府破产的恶例。
就大马来说，由于法治不彰，朋党资本主义横行，若出台消费税为政府开了财路，那么，这个国家就更不会搞必要的改革，而会继续贪污腐败下去。这个道德风险是不容忽略的。马来西亚若真能堵漏（Leakage）与反腐，实无必要出台消费税；毕竟，政府有约1/3的收入来自石油与天然气。
至于扩大税基（Tax Base），重点在于提升人民的知识与技能，搞好制度建设，良好治理，及产业升级，这才是真正的治本之道。只空言扩大税基，而不先搞好必要的改革，顶多也只能是治标，甚至拖缓必要改革的步伐。市场人士与大型会计公司只谈消费税的好处，而不谈深层的改革，只能说是有意识地避重就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