霹雳州第13届第一次州议会刚结束，虽然众多口头及书写问题皆未受理，但所有州议员都获得了发言机会。其中，身为兵如港州议员的我，趁机在我首次演说时发表了有关公民参与及地方分权的言论。
由于这课题是马来西亚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国阵执政州被反对党在州议会上提出来，受到了霹雳大臣赞比里的注目，并在其辩论结词中提及。他也在州议会上承诺将设立一个由州管理的公共交通政策委员会。
发表公共交通政策问题的陈家兴与我，在州议会外受到了赞比里的邀请，以参与此委员会。虽然政党不同，但赞比里却对由民联代表所提出的建议表示兴趣，这显示了地方分权的课题不容忽视。
虽然中央政府及州政府皆来自同一政党，但我估计当州政府接获中央政府任何不合逻辑或难以服从的命令，却又必定要执行时，也会感到压迫感，就像当公共服务委员会下令禁止怡保市区所有长途巴士停止市区载客，并规定必须应用九洞安定繁荣巴士总站接送乘客时。
身为在野党的我认为巴士集中在主要车站是一个非常好的决策，但绝不同意在整个怡保市区没有足够接驳巴士前，下令停止市区载客。
为了更深切地体察人民受此禁令而产生的困扰，我在几位志愿者的陪同下从兵如港乘搭巴士到九洞安定繁荣巴士总站。我发现，当其选区的人民要到此总站搭巴士到其它州属时，他们必须面对不准时的巴士服务及车站内没有任何时间表提供予乘客的问题。乘客除了等待，并没有任何方法获知准确的巴士到达时间。
公交政策不完善
怡保区内所有的巴士服务只限于早上7点至傍晚7点。其它时间人民必须乘搭德士。
从兵如港至九洞安定繁荣巴士总车站的实际距离仅需30分钟。但在没有堵车的情况下，巴士乘客们却必须花至少1小时50分钟的车程才能到达目的地，可见所消耗的时间是不合逻辑的。
在这次亲自观察及体验巴士服务的行程中，我深深地感受到了这禁止令带给怡保子民们的难处。到了当天晚上八点，我再次回到安定繁荣巴士总站，并发现的确没有任何巴士接载服务。
至于德士服务，从安定繁荣巴士总站到兵如港，半夜12点前的收费是40零吉以上，12点至凌晨6点则依据不同的司机所收费，但通常不多于55零吉。
导致这问题的主因有两个，一是政策制定的过程，二是不完善的实施方法。
对于州政府没考量到缺乏接驳巴士所导致的问题，我感到十分难以置信。倘若州政府的确没发现所在问题，那意味人民面对著比想像中严重的问题。相反地，若州政府在发现问题的情况下，依然执行公共服务委员会所下的禁止令，成为中央政府的傀儡，这则显示了州政府的无能，俯首于中央政府的权利而无法照顾其子民们。
权力高度集中
据了解，我国是全世界，中央政府最集权的国家，几乎所有政策皆属于中央权限内。
从2009年至2012年期间，当九洞安定繁荣巴士总站还未正式宣布启动时，州政府绝对有足够的时间去提升整个怡保区的公共交通服务设施，但他们却没这么做。一个原本为带动怡保而发展的计划，竟成了令巴士业者及乘客们受苦的主因。
国家治理如果事事都依赖中央政府，将会导致效率低下，治理不善，最终受苦的是人民。
显然地，地方政策由州政府来制定比较适合，唯必须让人民有机会参与政策制定过程，并对计划的发展蓝图进行战略性环境影响评估。因为在参与的过程中，人民能准确地表达自己的利益偏好，他们的参与绝对有利于增强任何政策的可持续性。
缺乏或没有公众参与的政策制定过程已经落伍了，霹雳州政府应该向新式政治看齐，在制定过程中，提高公众的参与及咨询，就像由民联政府掌首的槟城州那样。
实施地方分权
除此，还有另一个例子可以显示地方分权的重要性。邻国印尼在苏哈多统治时期，同样执行了中央政策制定，由于无法解决甚多的地区性的问题及需求，面对了种种挫败。但自从进行了地方分权的改革后，它减轻了中央政府的治理负担，结果许多地方因此而发展蓬勃。州政府由于接近选民，能够较好地了解并掌握当地居民的需求偏好。
换句话说，只有当地政府及领袖才能真正地了解其地区的社会经济特殊性，及明白该地区人民所需要或所缺乏的。
由于我国各州的风俗习惯、地理环境、经济发展及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分别有差，中央政府犹如下圣旨般地实施一些不适合该州的政策，只会严重地影响人民生活。
地方分权的政策利多于弊，希望中央以及州政府能认真地考量其合理性和必要性，并接纳此意见。
我希望大家能抛开国阵与民联彼此间的政治分歧，一起对地方分权的政策进行讨论，对话或辩论。我在此呼吁大家齐心协力与中央政府合作，把地方分权的好处转化为现实，落实各州拥有自己的主治权，尤其在公共交通政策方面。只有这样，国家才能为人民作出更好的计划及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