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届大选过去3个月了，一些人仍在庆贺，一些人还在疗伤，有人沮丧颓废，有人冥思苦想。大选为我们留下什么，教会了我们什么东西？我们为自己列出一道道问题，不停地尝试解开这一箩筐迷思。过去走上街头摇旗呐喊，故意踩踏法律的禁区，管他出台什么政策法令，反正见招拆招，刚搧了他左脸，一巴掌又旋即甩向他右脸。今天，沉寂下来了，人人满腹质疑，万二分压抑。当初追求的东西渐已模糊，如今看到的，体验到的，一片迷雾，一团乱麻。
制度和输赢对你而言什么更重要？这问题的答案简单得几乎瞬念而出，内心的绝望和怨愤在胸腔内蜂螫蝇舞，万千乱绪搅拌著沉淀50年的咖喱浆，辨不清该归罪制度的荒诞，种族的的昏庸，还是策略的失败。假使制度重要，就赶快去修改法律；尚若输赢更重要，就尽管不择手段吧；要是两者同等重要，切记双管齐下！如今绝望导致极端，除了渲泄，还是渲泄。
大选结果向你彰显，民联取得51%的支持率，而国阵只有47%。分析之下，无法变天的基本原因有二：其一西敏寺选举制度以及该制度之下的选委会、选名册和选区划分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不合理、不公平及不透明；其二要改变上述不合理、不公平及不透明的选举制度，就必须经过国会三分之二多数议员的支持，由此推演的选举制度改革几率，趋近于零。
进一步说，有人提出要改革选举制度，只有和平或暴力两种方式。最近，已有一些学者正朝著非和平方式引导公众，但我依看暴力革命目前在大马行不通，没有任何阶层的人民愿意接受这项鼓动。然而，以和平方式改革选举制度最终有多大可能？民联能否勾勒出一个和平改革选举制度路线图，且不至于让路线图的参与及支持者们惨遭政府诉讼而倾家荡产？
政党沿著固有模式
现在起至来届大选仍有5年时间，民联及支持者们可想像一下，到底应该让国家在这5年内变得更好还是更糟？这可不是什么假命题，它的逻辑很明显：如果5年下来，在国阵治理下，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医疗以及社会公平等方面整体状况呈现进步，人民感觉好转，到时选票可能回流国阵，对民联入主布城恐怕不利。
当然事情没有绝对，假设这5年内民联国会议员参政议政方面表现标青，提出很多有益国家团结发展的批评和建议，民联三个州属也有骄人的经济成长和社会人文成就，到时尽管国阵做得不错，选民也会照样把选票投给民联。假设认同这种思维模式，民联有必要针对国阵政府的政策进行有素质的监督，而非不论对方做任何事情，均不分青红皂白一顿烂打。
事实很残酷，这3个月来的形势发展并非朝著求好的方向，许多人包括政党领袖们都继续沿著族群政治的固有模式来巩固自身的政治利益，巫统如此，民主行动党和马华公会也未尝不是那样。在这过程中，政治评论人给予这班政党人物相应的合理化解释，即各政党党选来临，领袖纷纷发表一些偏向党内支持者喜好的种族性言论，以在党内寻求最大程度的支持。
这又回到了大马的原始政治生态，从第一任首相东姑拉曼“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语言”的治国理念，到第二任首相敦拉萨建立以分而治之为目标的“烟囱政治”，巫统精英成功将社会划分成，以“种族政治”为遮掩，以可持续永久经营为理念的有效贫富机制，让马来贫民身陷“保卫特权”的生死战，让华语系华人自觉加入“捍卫母语”的民族战，谁赢谁输与精英阶层并无利害瓜葛，华巫印精英们早已移居那些并没有他们所谓母语教育的西方国家，留下各族中下阶层人民去维护捍卫各自的民族尊严。已经被人卖掉，还在替人点钞，实在悲哀。
马来西亚的现实
505大选之后，行动党“超人”丘光耀在巴生一场讲座会上，将那些把选票投给国阵的选民称为愚笨的一群；上周艺人黄明志在他新作《冠军歌王》的推介短片中，也将这些选民暗喻为种族的笨蛋；一些网民斗气说：大马有什么民主意识吗？乡镇的还是抱著巫统大腿不放，没拐扙他们会死！这类不成熟与绝望的怨气一古脑倾泻在近期爆发的若干起种族宗教争议事件里，掀起共振。
针对如此众说纷纭，评论人杨艾琳指出：“说到乡镇，我比较愿意以同理心去看待。他们的生活环境及获得资讯的管道，可以影响他们“抱大腿”的决定。想想看，如果你是巫裔渔夫，几代都在海边一个小村子生活，没离开村子。买卖渔获需经过官方，早晚见的都是官方的面目，没什么机会接触‘其他’人，他们丰衣足食，你说，他的决定有错吗”？
在华裔社会很多人靠艰苦的打拼取得了成功，但他们却不善于与兄弟民族的马来人、印度人沟通。多数马来人也不了解华人怎样生活，有怎样的思维方式，只知道华人有很强的经济实力，因而相信巫统的宣传，深信华人威胁的存在。尽管也知道巫统是个贪污的政党，但他们宁肯支持巫统，就像马哈迪所说的，最好还是支持自己熟悉的魔鬼，这就是马来西亚的现实。
政党联盟可并可拆
在选举制度改革廖无边境，暴力革命毫无滋长土壤，以及民联各党理念互冲的迷茫之际，最近有学者再提出：实现政党轮替未必要始终坚守“国阵-民联”的政治模式，大马可以是两线制、三线制，甚至多线制，政党联盟可并可拆，个别的执政党与个别在野党可以位置互调，这样一来可解决（伊斯兰党与行动党）“理念相冲”的难题，二来假设行动党做了执政联盟成员，将更有助于选举制度的改革。虽然今天还不是，但两年内或许是华社乐见其成的一项“乌巴”（改变）。
绕了个大圈，再回到制度和执政，哪个更重要的命题。行动党如果要走入乡村，做“甘榜冠军”的启蒙老师，一方面要面对提升国语的艰巨任务，另一方面要背负与伊党争夺地盘的道德指责。所以带著38个国会议席和95个州议席直接走入执政联盟，并与巫统一起改革选举制度，岂不是事倍功半的捷径吗？这是不是近期行动党及其幕僚们炒作支持者焦虑的背后用意呢？也借香港作家陶杰这番话：“英国殖民地管制时，为什么你们香港人从来不曾要求民主？中国人的民族性，确实不太热衷什么西方的民主，他们只需要一个‘好皇帝’”。
我的人民老板们，大家难道口是心非，其实不稀罕民主，只想要一个英雄，只想有位好皇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