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王君美意二度投下“第三只眼”，前番“舞狮”问题缠身未能及时有以报李，深深致歉。讨论问题视角不同，我绝对支持各自表述；至于旁观某，劝你一句找人抬杠至少拿出点水平来。
先容我仅谈两点回应旁某。馀皆不重复，反正多说无益；颠三倒四，理解总有偏差，如何“交集”？我提的是“主观”、我引述是“狡辩”。唉……
几代学者努力的“总体功能分布”共识，旁某自己去了解中国50年代的汉语词类大讨论。（还是你打算翻案，恰为“不知天高地厚”下个经典注脚。）待你看懂就该明白“想念”是动词的依据（关键是它们能带宾语，如“想念他”；但同时能受“很”修饰，如“很想念他”）；学界称为“能愿动词”，早有定论。所以我强调“总体”功能，而非个别一二条。旁某肯去看书，可省却报章版位。（我不再给你上课）
“一个标准”云云，我说过旁观某读书总“没看细、没看懂”。学界之接受“总体功能分布”，正是它主要依据“词的句法功能”一个标准。所谓“多个标准”的批评，指马建忠以来兼用句法与意义等多重标准；张志公先生早期的“名物化”亦然。我第一篇就谈过。我问你旁某人“总体功能分布”究竟如何“循环论证”？（莫再抛一堆自己也没看懂的东西了！“一个标准”，不是指一个句法位置，懂吗？！）
词类问题，我劝旁某好好看书学习；真不想把这里当语法基础课讲堂。即便当你是好学深思的学生，但语气如此，我陪到这步也算仁至义尽了。
群众性语言为依据
至于词语规范化问题，我说过必须以群众性的语言事实为依据。对于不合语言事实的，现代汉语语言学奠基人之一的王力先生作过比喻：赵高指鹿为马，鹿还是鹿、马还是马！
别说赵高这个不长须的阉竖丞相，即使王莽贵为皇帝，凭一己私意搞一套“规范词语”也同样无法推行；四人帮搞“第二批简化字”，同样缺乏群众性基础而终于废除；反倒是象牙塔里推出的“简化字”通行。
事实就是事实！语言事实也不例外，任你赵高在大殿上指鹿为马，终归无法掩盖铁的事实！鹿还是鹿、马还是马，就算有一帮宵小“或言马”者的阿顺！方才失态又让王君看到论争“变质”，见笑了。但常言道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嘛。以下我们讲“人”话。
王君提到华文教学中的规范问题，也许正中旁某下怀，即：不以辞书和词表为准，教学中如何定对错？本以旁某“身为华文老师”，我们正该讨论这方面的操作，无奈总非常不专业地纠缠一些专业问题。
至于过多的语法教学与轻声儿化，确实该慎重检讨。尤其前人常教诲，教学如予人一口水，自己得确保储备一桶水。否则问道于盲，仅仅照本宣科，自己也“没看懂”，规定内容就是标准答案；无须论证过程的解释，学生不用问“为什么”。
制定与推行规范
诸位是否感觉很耳熟：不用专业操作，只须强权规定。我说无罪就无罪；我一句“治安一流”、你一句“教育一流”，竞相挑战人类智商的最底线。其间且不论孰为因果，但儒家讲“教化”，所谓“美教化、移风俗”，你我正该深切体悟。
语言规范工作“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两方面，许嘉璐也曾作过诠释。关键是这里涉及两个环节：前者是制定规范、后者是推行规范。多年负责《现代汉语词典》修订工作的晁继周先生清楚解释：“自下而上的约定俗成在先，自上而下的制定推广规范在后。从根本上来说，人民群众的语言实践是语言规范的基础。”（诸位《现汉》信众看懂了吗？！）
即使把这层关系都撇开，大马目前的语言“规范”工作，上述两个环节都差强人意。
前一环节正是我此前各篇的重点，制定规范的依据是该语言社群的语言事实，即杨欣儒等一再嗤之以鼻的群众性约定俗成。这是语言规划工作者的共识，我无须在此大量背书。（反正他们图书馆也找不到书。）
再谈后者。我一再重申推行规范必须辅以行政力量，自上而下地贯彻。遗憾的是，单就华文教学看，即便我们假设规范理事会隶属教育部，该有教育行政地位，但教育部或其属下执行单位是否严格贯彻其“规范”？甚或公开承认其“规范”？乃至教育部开会议决推行其“规范”？如此头等大事，一个部门内且无法一致执行，要教育前线的老师与学生们何以自处？
没有通盘考量，贸贸然公布一堆“规范”；若是纯属个人家家酒游戏一番也就罢了，偏偏理事会还冠著半顶官帽，占据一定教育行政资源，我们老师及学生就笼罩在这样一套半生不熟的“规范”阴影下。行也迟迟、不行也迟迟……
制定规范不专业，强以行政力度硬性贯彻，人民骂一声“不合理”；前者不专业，后者半天吊，我们该说什么呢？所以我一再说这是玩家家酒，而且玩过了火。
国家语言规范，不像组织茶艺同好会，一伙人聚一聚玩点花样，广招会员，偶尔乐呵乐呵。望诸君慎待“规范”二字啊！
王君将旁我二人之争总结为“僵化的规范观”与“灵活的变异观”。所谓“僵化的规范观”，正印证我说本地“规范化”工作的不规范。确如王君所言，词汇规范应当慎重；所以中国语委的规范化文件集中于文字和语音。晁继周就曾批评仿照规范字表的“词表”说：“制定通用词表的想法和做法是违反语言科学的。”反观本地的“规范”却处处反其道而行，弄出个四不像的“规范词语表”。
词汇规范应当慎重
即使以整体规范化工作而言，罗常培先生早就告诫：“以为规范化就是把一切都规定得死死的，一样东西只允许有一个名称，一句话不能有两种说法。规范化当然不能作这样的理解。”
规范何曾“僵化”、学人何尝“僵化”地看待规范。或许王君之“僵化”指旁某严守规范，这还是高估其人。旁某人既非反对“一头舞狮”之变异、也非反对规范之灵活，纯粹是反对我的反对他的“规范”。
至于所谓“变异观”，若从规范的灵活性看，即罗常培说不能“规定得死死的”，自可延伸至前述华文教学的词语规范化操作问题。我的意见是：能从宽的应当从宽。“空调”、“计算器”、“腌萝卜干儿”简直是为难自己、为难学生。何况“红豆冰”、“豆花”、“牛油”实在无伤大雅；“礼申”、“揾食”、“够力”绝不至于构成学生书面用词的大问题；你可以坚持写“一令吉三十仙”，学生也当允许使用“（马币）一元三角”、“一块三毛”。
邯郸学步，只见寿陵馀子“失其故行”，而今我们是匍匐著谴责寿陵之行“不规范”。曾几何时我们的语文老师被剥夺了专业判断的自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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