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9日星期天下午，万津（Banting）中华校友会、老友会与巴生滨海区林连玉基金会，共同主办了一场主题为《当今大马，路在何方？》的讲座会，出席者300馀人，坐满了整个礼堂。在万津，讲座会有这样的盛况，还是少见的。
3位主讲人中，雪州议长邓章钦谈到，现今首相纳吉政权推出的许多转型计划，多是换汤不换药，不能对症下药的改革或转型，如废除内安法，可又出台一个国安法。马华前总会长翁诗杰则谈到，不论是政治、政府或经济转型，都应有思维与制度的改变，方会有成效！否则，就如中国历代的治乱循环一样，政权是换了，可还是老一套。这种说法使人联想到升旗山国会议员刘镇东所常提及的，若只是换电脑硬体，而不换操作系统（Operation System），结果还是跳不出旧框框。《当今大马》中文版编辑杨凯斌则提到，在经济上；现阶段的大马人，可能是处于较好状况的一代，下一代恐怕就堪忧了。言下之意，若不改变现状，对下一代言，明天恐怕是更坏，而非更好。三人所提出的这些看法，确是很值得全体大马人深思。
大马路在何方？或何方是路？是忧国忧民者常提出的提问，也显现出，大马在许多方面有著令人不安之处，诸如制度化的集体腐败、政府失去公信力、国家会否破产、治安败坏、警方滥权、法治不彰、主流媒体不公、廉价外劳泛滥、缺乏体面的就业机会、高等教育水准低落、薪资停滞、物价与屋价递涨等，都使人担心大马的前景。
对此，纳吉政权所提出的对策，则是一个大马这个那个，及政治、政府、经济、教育转型计划；只是，总的看来，这些转型是打转多过转型，多数缭绕著技术性，个案、操作打转，而没有碰触到问题的核心或原则性，有思维远见的转型。本来，所谓转型（Transformation），应指转轨，过渡（Transition）而言，也就是从一种既定状态、模式、制度，转向另一种更可欲或更高的模式或层次，如中国从计划经济过渡，转轨到市场经济；苏、东欧国家从一党专政过渡到多党竞争等，才是货真价实的转型。
恩庇体制乃恶之源
就大马来说，若要明天会更好，首先得消除制度化集体腐败的根源，即已盘根错节的恩庇体制（Patronage System）这个恶之源；不然，任何转型或改革（在现有的体制内做改进的努力）均会事倍功半，或遭到千方百计的阻力与破坏。
大马的问题是，政治已成为发家致富的便利法门；这就使得既得权益者，会不惜代价护卫这个权钱交易体制，或防止政权被推翻后，会被翻旧帐。这个体制，已使从政变成收益与代价极高的交易与行业。收益与代价过高，结果就是不是改革（Reform），而是反叛或镇压（Revolt & Repression）。
显见，大马要上轨道，就得建立使从政不会变得收益与代价太高的体制，进而使权力的和平转变得不那么沉重。为此，打造有效的民主程序与法治精神就成了必要。这就涉及了选举改革、议会改革、司法回归独立自主、媒体获得独立自由、经济多元竞争、提高人民民主素质，把臣属型政治文化（Subject）转为公民型、参与性政治文化、有效的政党竞争，有效的多元制衡，有限与有效的政府等。政府需要有限与有效在于，其权限应受到有效的法律约束，以便其正当职能得以发挥。
反之，若政府权力无限，它反而易变得专断独行，腐败滥权，终而威信皆失，以至于无法有效执行其正当职能。
约言之，这是个权责必须对等的制度设计，也只有公共权力受到有效制约，政府方可能在其正当职能范围内建立威信，成为责任政府（Responsible Government）。此处，也涉及了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职能划分的事宜。
进而言之，人民也应普遍认识到，两线制或政权轮替本身只是手段而非目的，目的是要打造既有限又有效的政府，如此，方可能自由与秩序皆可得。有秩序而无自由（极权或威权）或有自由而无秩序（无政府状态）皆非可欲状态，宪政民主的目的，是要建立受到法律约束的政府与人民。
当然，这个法是指建立在人权与权力有效制衡基础上的法律统治的法治国（Rule of law），而非无法无天，或用恶法来巩固不当政权的“以”法治国。
就现阶段的大马言，当人民已意识到，他们是主权在民的主体（老板），也普遍地认识到他们享有这个那个应享人权，且民主化已被启动后，已被释放的思想与力量就无法收回。掌权者应就得对此调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