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学者把新马两国，定位为选举型威权体制国（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所谓威权体制，是指一种允许一定程度的政治多元性的半民主国家，如美国的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便认为，这两国在政治自由与新闻自由上是部份自由的国家（以2012，大马的新闻自由排名为144）。其中，大马又因发展停滞，而引发不满与躁动。
一国会产生威权体制，通常有其历史、文化、社会结构、政治与经济的动因。以经济因素为例，通常是为了加速经济增长与工业化，而威权性地把资源导入可欲的经济部门，与此同时，也限制工会的活动，使工会不会扰乱其发展大计。其结果，通常会导致政客、军人、官僚等专断独行的行政权独大现象，是所谓的行政权独大国。
就大马来说，威权体制的产生，也与马来中心主义息息相关，即以马来人保护者（Protecters）自居的马来精英层，借用护卫马来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的大义名份，来自上而下地制定与实施各类不民主的政策。其结果，自然会产生许多假公济私、监守自盗的腐败与滥权行为。
为了巩固这些假公济私的精英集团的支持基础，这些精英也在选举上大做手脚，以不民主、不公平的手段来保证其胜算，如选区划分不公、票票不等值、公器私用等。应该说，这些不光彩的手段与行径，确也延续了这个威权集团的寿命！只是，由于权力最后必导致腐败与滥权，它终于引发了广泛的民意反弹。可以说，这就是产生净选盟抗议的结构性因素。也使民众意识到，不论是居于什么理由，失去制衡的权力终究会腐化。
人民应敢怒敢言
伸而言之，不论是什么政党或政党联盟执政，由于政党的最终目标是取得政权，且取得政权后，会不想得而复失，就会用尽各种正当或不正当的手法来“缉权”，如政官商狼狈为奸。比方说，在2000年，台湾的陈水扁便是靠消除黑金、反腐、清流共治、族群主义等口号胜选，可最终本身也陷入黑金政治，而搞得身败名裂。实则，为了避免被揭弊，被揭穿腐败，这些政客更会不惜一切手段来保权保位，进而破坏民主的精神与程序。显见，单只靠政党轮替本身，并不足以保证廉能，而需要更广泛的对权力的控制与公共监督，如“以权制权”的三权分立，媒体自由、公民社会动员，公民不能忍受腐败，坚拒姑息养奸的政治文化等。
约言之，公民社会也得敢怒敢言，勇于主持正义，而不宜全靠制度上的以权制权，或政党间的相互制衡与政党轮替。实则，政府与政党本身也有其特殊利益考虑，而不常是把公共权益放在第一位的。有道是，有什么样的国民，便有什么样的社会与国家，一国的公民若把腐败文化（Budaya Rasuah）视为可接受的生活的一部份，姑息养奸就会滋生。同理，一国国民若不敢生气，或敢怒不敢言，也无济于事。就现阶段的大马言，由于公民社会组织如律师公会、人民之声（Suaram）、大马民权运动、伊斯兰姐妹、隆雪华堂民权委员会、净选盟等的长期努力，公民社会终于有力地动了起来，其后果，应会加速大马的民主化进程，也会提升公民监督公共权力的认识与意识，只要能再接再厉，大马的明天自会更好，也更有可能把大马从一个“以法治国”（Rule by law），如同内安法、限制居留法、危险药物法、大马院校法、出版与印刷法等恶法来巩固政权的威权国，转向“依法治国”（Rule of law），依法
行政、依法办事的有良法可依，有良章可循的宪（限制不当公共权利）政民主国。
众皆知，所谓民主，应是民有、民治、民享（Government 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的人民当家作主，而非你民我（政府）主的专断独行的威权国家。尽管，由于技术性等因素，人民不易真正直接行使政权，民意也不一定总是对的，可却可透过有效的媒体自由，透明政务、协商等有效监督政府，使其成为服务型而非威权型政府。也就是，政府与人民的关系不应是无条件的命令─服从，而应是“服务提供者─受益人”的关系模式，要让政府成为能实践其诺的政府，也应使其权责对等，而非权大于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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