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记2012年世界新闻自由日
今年5月3日的世界新闻自由日，对我国媒体人来说，是极其讽刺的。日前，428黄绿大集会临结束前警方的发难，多名记者或是被殴，或是摄影器材被没收，在在皆是新闻自由的反讽。
事发多个小时后，民众左顾右盼还是看不到问责的部门长官为此作出明确的道歉。其实，与其跟在野党团浪费唇舌，互指对方该负全责，执政当局若能当机立断，立刻勒令对这次的事件进行独立调查，倒不失为及时“停损”（damage control）的因应策略。
执政当局及执法单位可从去年709大游行所衍生的“同善医院备受侵扰事件”，得到教训和启发。当数以万计的民众，人手一机把现场情况尽录上网时，任何的官腔或欲盖弥彰的言行，非但显得多馀、幼稚，同时更暴露出一些当权者诚信的匮乏。
709“同善事件”后，前任与现任卫生部长在忙于为警方“灭火”、“消毒”之际，竟硬拗辩说警方的催泪弹烟雾与水炮并无入侵医院范围，所谓网民起哄实是全因风向或摄影角度所致云云。结果是这番官腔迅速爆红，成为了大马政坛永恒的笑话。
永不道歉成官性表征
这种官场护短的举动，往往给人的印象是，相关单位的当事人根本认为错不在自己，因此何须道歉！诚然，这些年来，要执政当局认错道歉，可说是天大的难事。毕竟，我国的官场政坛本来就没有这种文化。即便是明知有错，也会硬撑到底。多年后的成功翻案，当权者也不见得会因而拨乱反正。
最近有人在国会重翻1987年的“茅草行动”大逮捕的旧案，虽然有关部长承认当时不乏错误逮捕的个案，但其坚持政府无须为此道歉的说法，却不难印证官场这种沿袭已久的习性。民众百姓无以名之，只管它概称为“官性”。而“永不道歉”恰好是“官性”的表征。
就我个人的观察及体验所得，举凡是官性旺炽的长官大人，最感忌讳的首推他人对他领导下部门单位的挑眼。2006年我因直言抨击教育部辖下的华小维修存有“干捞”(作“揩油”解)现象，其中尤以柔北二华小的“三万变三千”为甚，而扛上了当时的教育部长。那可说是我深刻认识“官性”的开始。
先是一轮的叫嚣，无须调查，只凭自由心证，部门的副秘书长即已肆无忌惮越级犯上，直指我的言论是撒谎；而部长则为麾下官员叫起撞天屈，认为我的指责足以打击一众公务员的工作士气，更何况我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明明是高教部的二把手，却偏要管起华小的拨款。这种忌讳越俎代疱的言辞，跟最近柔佛州原教育局副局长李姓督学被华裔副部长训斥的内容相似－－该管国中华文班的，却管起华小师资问题来了。
妙不可言的是，及后随著真像大白，所谓“干捞”、“揩油”查有实据，先前诬蔑我是骗子者却倏地静若寒蝉，一派若无其事状，既不认错，也不道歉。然而我却不因此而受窘，反倒是此前对我发出警告的内阁，霎时间却变得情何以堪！
当局辩白难令人信服
而今，时隔多天后，虽然纳吉首相已宣布政府将彻查有关警方动用暴力的个案，而警察总长亦已为此宴请媒体，似是表达歉意，但始终是吝于坦然正式表态。
尽管一些NGO（公民社会组织）早已因为警方这种和稀泥的态度而哗然，直说这是警方“公关的灾难”（PR Disaster），以往一切的亲民努力皆因这次的武力镇压而付诸东流云云；与此同时，也有在野党团可能为之窃喜不已，认为这可能就是压在执政党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然而当下它真正所考验的是，在诸多人证、物证的指证下，警方及其隶属的内政部是否会为属下员警的涉暴而坦然道歉，并依法查处涉案的员警？
这当儿，强为警方的行动辩白说是殃及池鱼，乃无心之失，已难以令人信服。这次警方连伤记者（包括摄记）多人，坊间议论纷纭。他们无以释疑的是，好一些记者的致伤，显然并不是在人潮失控流窜时错手误伤。事发时，连静坐路旁写稿的某西报记者也一并被殴，即是一例。其它涉及强夺相机记忆卡的多宗案例，更令人怀疑这次警方殴捕记者的动机。
在民众骂声连连中，警方绝不含糊的回应、表态才是上策。这既可表明当局毫无护短之意，也可同时还伤者一个公道，以及还全民一个说法。相反的，倘若是迟疑因应，硬是官腔推搪，备受伤害的非但是执政当局的公信力，同时也让世人看到大马的新闻自由在开倒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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