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城市规划的出现，部分缘由出自18世纪的工业革命。乡民蜂拥挤到城市谋事，困在拮据的空间；所住之处，多是背背（back-to-back）相依。一切恰如狄更斯的笔记：“这是个最坏的时代。”
磨蹭拖沓，最终钜细靡遗的设计标准，总算逐一提出了，跟著是颁布法令执行之。当年既是英国殖民地，马来西亚随后采用的规划圭臬，自然不会忽略管制城里的密度。当中，《地方政府法令》第79条阐明：
10岁以上者，应有350平方尺的室内空间。每两位十岁以下的孩童，视同一个成人。倘若违章，地方政府可以拆除。确定违章，既可罚款，或者监禁，甚至两者兼施。第83（2）条文继称：违者每日可罚若干，直至结案。
尽管这样，房屋密度，始终物尽其用。疫情期间，多次突击，点破了一张张的纸窗。2019年5月初那一场记者招待会上，时任卫生总监诺希山医生曾经报告：“雪兰莪敏申组屋、吉隆坡City One大楼，一个单位住上30个人……”
这个画面，自然不限捉襟见肘，钱不够用的外国客工。靠近国家和私立大专院校的“宿舍”，其实也有不少㓥房环滁待租。前面的客厅，甚至后边的厨房，皆改为密不透风，没有窗户的睡房。
地方政府发展部长倪可敏要不是孤陋寡闻，否则想必少见多怪，看到一家店屋分隔38间房，因此高调怒斥云云。早在三年前，唐南发兄在〈再谈疫情中的移工群体〉已说：
“我见过最夸张的是30几个人住进一个大约800平方尺的组屋单位，由于大部分人的工作都是轮班制，所以大家按各自的上班时间轮流睡那十几张双层床。……（环境如此）就有几次因为一两个人得了感冒，整个房子的难民集体被传染。”
之所以这样，当然不只是㓥房之过，而是城市的屋价和物价促成。租房平台—iBilik的调查发现，目前有超过600万大马人住在㓥房之中，相等于每十人两位乃是㓥房租户。
甭说类似吉隆坡，寸土如金的都会，小镇之中不过如此的房子，动辄30万令吉了。既然这样，租金自然随之水涨船高。草根市民见之，能省则省，唯有将就将就，寄身㓥房。
倪可敏有心立德立言立功，不妨也研究房价，自可领悟根本玄机所在，何必老是和㓥房过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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