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届大选期间，人民公正党署理主席拉菲兹透露国盟花巨款邀请TikTok网红帮国盟宣传，每个视频费用可达到2万至5万，费用总额可达到百万令吉。
在大选竞选期间，各政党都利用TikTok平台宣传，这是因为18-20岁的首投族接触的社交媒体，首选的并非是面子书，反而是短视频如TikTok。
接著，当联合政府正在组成期间，TikTok陆续出现有关513事件重演的视频，部分的视频观看率有10万人次以上。通讯部长法米在上任后，就与TikTok负责人会面，讨论有关日后内容的上载并且重新审查TikTok有关政治内容，也下架1126条敏感及极端内容视频。
从上述几个案例观察，我们正面对的是资讯战以及假新闻的时代。社交媒体的诞生逐渐了取代传统媒体的功能，特别是在资讯传播上的准确度及真实性。在资讯战的情况之下，我们要如何面对庞大资讯下避免误信假新闻？这是我们需要去重新思考的议题。
为何我们会被假新闻误导，甚至让其成为我们的消息来源？这是因为人性易受“八卦，煽动以及对立”的标题，以及新闻内容所吸引，尤其是族群相关的新闻，瞬间会成为族群之间的对立以及冲突。在社交媒体引起的族群冲突，很容易就会被政治人物当作现实世界在操弄。特定人士利用“假新闻”达成自己的政治目的，主要是想要分化社会凝聚力。
譬如，在2016年美国大选时，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在媒体上不断利用“假新闻”一词，来反击对手。将一切与当事人不符合的想法，用假新闻一词带过；它会如此的神奇，最大的特点是不太需要负责任的将事情推开，甚至所造成的后果也无需有人承担。
在西方的语境中，有两种不同的英文字形容传达资讯的概念“disinformation”（虚假讯息）和“misinformation”（错误讯息）；前者指的是故意制造以及分享危害的错误资讯，而后者是不经意/无意分享错误资讯。而假新闻恰好将两种概念融合为一，这往往取决于新闻内容的性质与目的。譬如，“某政党当政府，马来人就会被毁灭”就属虚假讯息，但“多吃红枣能够治疗癌症”则属错误讯息，可很多时候我们很难将两者区分。
为何越来越多人相信社交媒体的资讯而不选择传统媒体？其中一个原因是资讯的传播速度以及信任度，在网络发达的情况之下，传统媒体需要花时间去审核新闻内容正确度，而许多社交媒体就少了审核的环节。同时，一些传统媒体的政治立场也会让部分民众对于媒体公信力产生疑惑。
如何应对假新闻
阻遏假新闻是当下每个国家面对的议题，往往会在捍卫言论自由以及打压假新闻左右摇摆；若立法限制网络言论而拿捏不准往往就形成压制言论自由，甚至会出现滥权的情况。但若没有法律的限制，就会让别有居心者利用言论自由去制造更多“假新闻”。因此，所谓的言论自由是必须要有“天花板”和“底线”，不能超出有关族群以及宗教的界线。
这也就是说，政府在制定相关法案时，必须要明确的制定哪些议题可在管辖之内，以及社交媒体业者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有不少欧洲民主国家已立法管制社交媒体，但是过程中难免会面对侵犯言论自由的争议。
当然，在马来西亚也有相关的宣导，但问题是，能否引起民众的注意。相关政府部门应与非营利团体，社交媒体平台共同达成协议去改善目前的网络环境。要强调的是，主张以宣导为优先，让民众有自律的精神，若状况依然恶劣下去才应思考是否有必要立法。
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假新闻的转发者之一，在面对这样的情况，是否可以设立不同的管道让人们有机会查阅新闻内容。由不同的单位成立事实审查中心，民众可以依照接收的资讯到相关的网页查询消息来源以及准确性。各社交平台个别提出相关打击假消息的作业程序，并且与政府部门成立委员会定期回报，尤其是选举期间；政府应在公共场合设立多语言的打击假新闻宣导。
所以，网民在转发任何新闻时，必须思考内容的准确以及消息来源；在学校，除了培养阅读以及思考能力，也可加强中小学生的媒体识读，让全民认识到资讯来源的重要性。
回想过去我们接触的资讯是否与现实上有落差，我们是否也受到假新闻的部分影响？2022年大选，国盟就是利用年轻人爱玩的社交媒体——TikTok来推广政党认同度，进而影响年轻选民投票行为，甚至通过这些管道试图逐步的散播假新闻，如行动党等共产党。
无论如何，个人认为，要阻止假新闻的扩散应该要靠的是“自律”并非“法律”，若我们希望言论自由受到保障，应该从自我本身做起。资讯战的来临也代表我们必须从新思考言论自由的界线，在面对庞大资讯的冲击，我们要辨别资讯的准确性以及来源，不要成为散播假新闻的凶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