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宏观政治学，制度化（institutionalisation）是指政府将程序、组织、链接等复杂化，加强制衡，避免寡头政治及非政治力量污染政坛，而制度化也是现代民主国家的体现。反之在堕落的威权政体，当权者界定一切，非政治势力与政治菁英上下通手，腐蚀了为民服务的国家机器。尽管制度化是现代政治必经之路，惟过程会造成现代与传统的冲击。
无可否认，马来西亚曾经是彻头彻尾的威权政府，从内阁、部长办公室到公务员体系的非建制文化——贿赂、贪污、朋党、官商勾结、任人唯亲，外加族群的利益分赃，这些传统也流入市井小民，成为生活一部分。很多人厌恶前朝国阵的贪赃枉法，却乐于享受威权带来的方便性，尤其咖啡钱文化更是全民共有的特质。
如果以制度化的层次看，希盟在做的便是制度化之举，例如议员申报财产、在野党掌公账会、选委会与选制改革、食肆禁烟令，乃至近期家庭式年饼标签课题，这些措施确实引起公愤，人民感到生活习惯被公权力干涉，毕竟是传统文化受到制度化干扰的固然反应，但是这些都是政府的改革所在。诡异的是，人们常常唱好新加坡的高度菁英化，却对自己国家的尝试拔除堕落文化感到排斥。
制度化牵起的反弹，也可用来理解公仆扯后腿的问题。就以日本为例，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君主立宪国，文人集团和议会内阁掌控帝国大小事务，一向手握兵权的军方处处受限。因此，军方通过流血政变、刺杀政要、违抗政令和挟持天皇的非正当手段迫使文人政府就范，九一八和卢沟桥的悲剧都是关东军向文人示威所延发的战端，日本军方甚在终战前发动政变以阻止结束战争的议程。
这例子可以看出，制度化如何引起传统势力反扑，公务员曾是国阵票仓，对前朝的思恋也理所当然，扯后腿的做法也就不难理解。想一下，以往权倾一时的阿Sir，今天却可能面对IPCMC和反贪会的监视，心里作何感想？
因此，当今马来西亚面对一个新阶段的挑战——现代化冲击传统社会，希盟也不仅面对族群、宗教、权斗、政绩的诟病，制度化掀起的社会纷乱是必须面对的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