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4日，笔者在吉隆坡上海商务印书馆，听了一场有关“去中国化的中文学习”的书评会。所评的是一本黄庭康博士所写的一本有关1940-60年代，英殖民政府在两地中文教育的内容比较，这也是一种有关文化霸权的比较研究。
所谓文化霸权，用通俗的话说，也可说是洗脑教育，是统治集团驯服被统治民众的一种社会控制手段。毕竟，单靠武力统治的话，成本太高，若能驯服人民相信统治集团的正当性，则事半功倍，可用更少的成本，获得最大的回报。
说起来，不仅是专制国家，即便是发达民主国家，也在不同程度上搞文化霸权，如美国的主流教育与媒体，便一贯妖魔化社会主义，以至于一般美国人在听到社会主义（更遑论共产主义）这名词时，便生出抵触感。
因此，我们对西方主流媒体的报导与评论，也不必照单全收，而所谓的言论自由，也可能是媒体老板或金主的言论自由，而未必是受雇记者的自由。阿拉伯人要建立半岛电台，便是认识到这一点。据此而论，中文、俄罗斯文等，也应建立自己的立足于本土的世界观或国际观，而不宜一昧跟著别人走。
黄庭康认为，就新加坡和香港两地来说，英人在港推行的去中国化中文学习成就较新为佳，这可能与香港是单一种族地区有关。
恐引港人义愤
在香港，中文教育，如有关历史的部份，有厚古薄今，美化古代中国，避谈现代的倾向。之所以，在于避免引发港人的中国民族主义与反英情绪。这确是比较高明与稳妥的手法。若偏重近代史，固然可突显英人的威风事迹，却难免会引发港人的耻辱感，甚至是义愤。今天，一些港人有怀英情结与反中情绪；或许，在一定程度上，也与此有关。
同理，黄庭康的研究在台湾颇受重视，也应与有志于搞去中国化的台湾主体意识论者有关。这里也突显出，教育，特别是公共教育，确是台意识形态机器。一般来说，多数人在离开学校后，是不会再继续去主动阅读，以更新或进一步开拓自己的视野。因此，争夺教育主导权是事关政权兴衰的大事。
随著中国的崛起与中文功利性价值的升高，如何使华裔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不会产生中国情结，是个耐人寻思的课题。
我想，这个提问可以从多个角度来看待；首先，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或商业往来与国家认同，是可以区别对待的，如瑞士的德语、法语与意大利语系民族，虽个别坚持其母语，可又强烈地自认为瑞士人，而非德国、法国或意大利人。英语系国家如美加澳人，也个别在政治上认同自己的所在国，而非英国；其二，由于族裔与语文的纽带，同语系人之间有亲和感，也是人之常情，没有必要去避讳、矫情。
君不见全球穆斯林之间，便具有教胞感（Ummah），佛教、基督教亦然。人的认同本就是多元而非单元的。其三，物是死的，人是活的，如何善用而非滥用这些纽带，以便往好的方向发展，才是关键所在；其四，在特定情况下，如发生冲突时，可依据自然公正、基本人权与普世伦理去做判断；其五，学习瑞士之道，则是保持中立，以免引发内争内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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