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北京人民大学做客，参加讲习会。晚上我拜访一对教授夫妻家，看看传说中的女儿。
他爸爸因为在微信上疯狂的“晒娃”（在微信朋友圈的动态上，无时不刻的发布小女儿的照片，显露溺爱之情）使得他的爱女成为圈中热门话题。
他们都不是北方人，爸爸是浙江来的，妈妈是江西来的，我问他们，谁和他们家宝贝说母语说方言啊？他们一脸错愕的看著我，干嘛说方言呢，这里是北京啊。而且为满足自己的乡愁，让小孩学一门在北京几乎没机会说的方言，那是不实际和自私的。这里和你们不一样，我们没有认同的问题，因此说普通话以及方言不存在个人身份认同的差距。
话题说到这儿，我就难以和他们辩解为何有机会应该要多学几种语言，哪怕是方言也挺好的。因为作为移民的后裔，我们的确把语言与身份认同的关系，考虑的很复杂。
新加坡作者李慧敏写《新加坡，原来如此！：一个成长在李光耀时代的公民真心告白》（繁体字版台北：联经：2015年三月）讲的就是她作为一名70后在新加坡的成长故事。我下一次要试试把这本书和《李光耀的回忆录》以及《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一起并读，更可以体会出作者在字里行间强调的庶民之见与精英之见的差别。
作为自小在柔佛州长大的我，被新加坡若干政策的影响还是有的。李慧敏著墨最深的就是教育与语言政策后的影响。“多说华语，少说方言”，新生代切断了与长辈的沟通。新加坡的英语至上政策，贬低了华语的价值，形成了语言认同的歧视以及个人认同的新变种。这个认同是把原来方言大杂烩的社会形成的“别具风味的南洋沙拉”转变为“没有什么味道的西式沙拉”。
我与作者相同成长于方言社会，华语对于我而言也是一个后来学习的新语言。南马社会的80年代就普遍华语盛行，也是因一水之隔的新加坡政策所致。李光耀常挂在口边的新加坡双语教育的成功，李慧敏的体悟却是苦涩的“现在丢掉了所有多余的负担，我才发现剩下的身份，华人和新加坡人的概念是如此模糊，而我口中说出的华语和英语，无论说得多标准，在别人眼里都不是最正宗的。”作为移民的后裔，只要一谈到个人与语言的认同，我们的确比别人解释更多。
这个强烈的想要抓住一个属于“自己”的在地特色，在新加坡则成了Singlish的案例。Singlish融合了英文，华语以及方言，是一个英语在地化后的变种。大多新加坡人也知道这是不正确的英语使用，但是在日常使用中，大家都喜欢以Singlish彼此沟通。这个亲切的Singlish沟通，开始成为了新加坡人的身份代表。但是却是一个新的矛盾体。
虽然政府推出“讲正确英语运动”，但是“暂且不论Singlish有没有价值，新加坡人不肯放弃Singlish，一方面是词穷、表达能力欠佳的问题，但另一方面也是对权威所采取的一种反抗方式，以保留自己的语言，抓著属于自己的东西。”这个“抓住”的念头，就体现在个人面临认同选择，需要为自己寻找定位所采取的策略。虽然这个选择不一定是最佳的，但是却是务实的。
所以在北京的非北方人，在普通话为主流的社会里，方言自然就退位。尤其在中国地域认同的强度在年轻世代越来越弱，也就无所谓抓著乡土的语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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