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研究作为一种显学，从来没有从学术中褪色。随著1978年改革开放进入第38个年头，论者描述前30年的改革开放是国际走进中国，中国与国际接轨。而今是下个30年，中国走出去，中国界定国际体系。
原来西方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的观察，是视中国为另一个苏联，是亚洲版的集权、共产主义的国家。随著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东欧剧变以及苏联解体，当时的西方观察家就预测，中国的解体是不可避免的。然而中国跳出共产国家的宿命并且持续强大，迫使了中国问题专家重新检讨过往他们过于一厢情愿的研究路径，并关注中共治国有何特殊之处，使得它不单是超越了先前的一众社会主义弟兄们，而现在正逐渐成为改变世界的大国。
围绕著中共治国的政治制度，党政合一（Party-State）的制度，原先在学者眼中，与民主制度政党政治竞争模式中，被诟病为一个封闭不开放，僵化的制度。因此改革开放与中国的党政合一的体制形成一股巨大的张力。这个张力取自于一个假设：经济开放必然导致政治改革。社会趋向复杂，党政合一的执政模式将无法回应多变的民情，因此一场民主化运动似乎也就是改革开放的伴奏曲。改革开放也必将把中国变成一个如我们熟悉的民主国家。
因此西方观察家依然认为中共这个政体的韧性将不足以应付中国逐渐开放的市场以及人民的诉求。所以有一批中国研究专家时不时以中国崩溃论或中共下野论等来论述中国往后的发展可能。他们普遍认为中国也将如其他国家一样，产生都会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社会矛盾，而专政体制将不堪以应付。民间团体中产阶级等将会引领社会改革，而发生政党轮替的民主化进程。
但是另一些学者的观察却指出中国政体虽然面对改革开放后所产生的社会矛盾，不可说没有危机。但是中共却是适时的做出改变，回应挑战。因此晚近关于中共的执政中国将可以继续下去，开始有了更多细致的研究。中共权利核心轮替制的逐渐完善及成熟的实践，学者开始关注这个体制内轮替现象对于社会重组的意义。
另外中国技术官僚选拔机制的运作，也改变了一般观察者以为充斥在中国任人唯亲，以及人情社会中想当然尔的“关系”运作。
掩盖在人情社会底下的干部选拔机制，中国组织部的功能及运作以及党校的培训功能，引起了学者的关注。这一些主题都成了中国研究的热门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