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华社，有部分人非常崇敬孔子、孟子等，尊其为“圣人”，把孔诞也称作“圣诞”，而孔子及其继承者所弘扬的儒教则称作“圣教”。另外，也有人非常尊崇老子和庄子，某些更直接把其神化，各别奉为“太上老君”和“南华真人”。不过，同时也有另一些华人并不如此看待孔孟和老庄，而仅客观地视其为古代思想家，乃至有“先进者”不客气地批评、诅咒之，把国家或族群的社会、文化等问题之罪责都套在其身上。
显然，许久以来，华人已习惯了如此“各自诠释”，没有谁务必听命于谁“正确”看法（除了文革时期的中国大陆不说），更不会有少数者仅因观点不同而惨遭迫害，甚至丢掉性命的情况。质言之，这就是世俗化所带来的“好处”之一。世俗化不仅容许华人质疑、反思、批判所谓神圣的传统，也解除了阻碍其自由探索、信仰、实践各种宗教或意识形态的禁锢，因而造就了“后帝制时代”的思想、文化、宗教等各领域的繁荣。
回顾民国时期，确是中国佛教和基督教再兴或大振的时刻，连道教和一些民间宗教也开启了改革及拓展努力。这大体都是在儒家秩序崩塌后方易彰显的情形，因再也没有一个掌控最高权威和最多资源的儒教政权，能够毫无顾虑或包袱地从儒家意识形态的角度、立场、利益等来规定、监管、调控整个国家政教，乃至风俗之格局及内涵。虽说中国大陆后来又陷入某家“西来”的意识形态“霸权”，不过质言之，其最终还是无法媲美儒教曾有过的辉煌。
坦白说，儒教也诚非首次遭遇“颠覆”或“冷待”，因东汉灭亡后，它也曾“低迷”、“旁落”过，直到唐宋才渐渐重拾其绝对正宗和正统的地位。这间中自有一代又一代儒者的辛勤付出，以足够坚定的信念、澄明的智慧和博大的胸怀，逐渐重树儒教秩序的正当性和魅力。惟不管怎样，儒教于20世纪前后所经历的激烈世俗化，毕竟是前所未见的，大大超越了“后东汉时期”的多元化冲击，所以其能否“东山再起”，看来不一定乐观。
毕竟，世俗化已是现代性中非常核心的部分，现代社会虽并没彻底摒弃意识形态，但却渐渐发展出不会轻易掉入任何独家意识形态威权的新识见、价值和伦理，而这正是世俗性所致力催育和捍卫者。除非返回帝制时代，否则儒教必定只能以另一种更为现代化，包括更契合个体性和多元性的本质重建其正当性，乃至权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