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言之，不管是深受法国哲学家福柯影响的著名文学理论家萨义德，还是乔姆斯基、凯伦阿姆斯特朗等，其实都是现代西方传统的产物。虽不能否认非西方社会也并非没有理性和学术，惟直到今天，能把理性和学术的意义及价值发挥到最精湛、最深邃、最卓绝的，恐怕还是西方人。有趣的是：不少喜欢搬弄西方学者之“洞见”来批判西方社会、文化、文明者，往往忽略了应承认这些学者的学问和良知之养成，其实也离不开现代西方所提供的土壤和养分。
坦白说，以非西方的标准来论——至少论及西方知识界——其反思、反省和批判的能力是惊人的。早于踏入20世纪之前后，达尔文、赫胥黎、佛洛依德、马克思、齐克果、尼采、斯宾格勒等就已经够“耸人耳目”了，其人对本身文化和文明的深度反思，包括不惜质疑、讽刺、顶撞、颠覆各种权威，如基督教、王室、理性主义、资本主义、科学主义等，只能令非西方的同道目瞪口呆，以致于到今天，不少非西方学者还只能拾其牙慧。
然吊诡而遗憾的是：非西方的某些论者在借用西方人对自我的反思和批判来评价西方的时候，似乎只懂得“锦上添花”，凑热闹地帮对方“揭露”、“痛斥”其弱点和阴暗面，而不懂得“见贤思齐”地自我检讨。当然，虽说中国也有像严复、鲁迅、陈独秀、胡适、蔡元培、顾颉刚、傅斯年等者，但论思辨的深度，恐怕还差一截，而且有些更仅沦为情绪化的怪罪、嫌弃、责难传统，而非理性的剖析、解构、超越传统，进而从质的提升来再造文明。
西方人何以能有那么强的反思和蜕变能力，恐怕不能片面、粗糙地归功于“人的素质”或“经济条件”比较好，而实则上恐怕与其现代化后的世俗、自由、理性的文化及精神氛围更相干。如此语境容许思想和言论自由，包括质疑和挑战权威，所以得以释放更大的创造力和开辟更广的天地，在“破旧”的当儿也能“立新”。相对而言，拘泥或沉溺于某种传统威权，甚至纵容其宰制人们的思想、信仰和文化的非西方社会，反思的能力往往是最弱的。
萨义德如果不是自小入籍美国，受西方教育，尤其在长春藤院校领受顶尖的学术训练，承继自由、开放、民主、多元的西方“学统”，其能否酝酿出风靡学界的“东方主义”论述，或还是个疑问。坦白说，有关论述虽是在拆西方某知识传统的台，惟本质上还是在西方的知识脉络内成熟和再现。那些动辄祭出“东方主义”来企图否定西方之话语或文明者，若不明白自己其实在肯定西方的知识“霸权”的话，那也著实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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