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社会，民生无疑是人民最著重的课题之一，而就业则是民生之本。无业可就，不但生活无著落，也损及个人的尊严。这也是何以在发达国，创造就业一直成为头等大事。
在大马，除了民生，罪案与腐败也是人民普遍上最关心的问题。大马还有一个与众不同之处在于，虽然这10多年来，失业率并不高企，均在3%上下，可由于本地员工技术水平不高，被逼得与外来廉价外劳互相竞争；而不像台湾、韩国那样，各自在不同的经济层次就业，也致成了大部份劳动人口生活困苦，入不敷出。如在2009年，有约34%一家4口的家户，月均收入低于2000令吉，可同年，一户的月均支出却是2190令吉。
此外，有约40%的家户，月均收入也低于3000令吉。尽管在2012年，大马的人均收入已达约3万令吉，可由于分配不均，过半的人口，依然生活得很困苦。即此而论，即使能在2020年升级为高收入国，也可能有名无实，不但无高收入感，反而有高胀概念，也就是钱在眨值的感觉。之所以，只要大马不能从低增值的经济活动中毕业，就不可能享有实感的高收入，而要培养技能与高增值产业，又非朝夕可成，而需时费日。
根据劳工部的资料，在2011年，大马的劳动力为1267万5800人，其中外劳占约9.2%（应是低估）。劳动参与率为64.4%，其中男性为79.7%，女性为47.9%。自1980年以来，男性占比趋低，而女性则徘徊在40-47%间，如在1980年，男性为86%，2008则递减为79.8%。与其他东南亚各国相比，大马女性的参与率偏低得多，这对提升家户收入自有负面影响。这课题也涉及了就业与生育间的取舍。一般的世界趋势是，女性受教育越多，生产会越少，劳动参与也越高，唯在大马，这趋势较缓慢。
从就业形态的角度看，雇主有44万多人，自雇者190多万人，无酬劳的主妇则为50多万，余下的940多万为受薪者。从受教育程度看，约680万为中学毕业生；299万为大专生；209万为小学生；38万为未受正规教育者。尽管受教育程度日益趋高，可只有约28%为熟练的高技能员工，这是个长期存在，但却没有被认真对待的不良现象，也是大马卡在中等收入国的结构性因素之一。尽管大马人受教育的程度日益提高，可许多是所学并非市场所需。
更引人深思的是，尽管人才已不足，还发生人才外流后不回流的一去不回现象，我国也无法有效吸收外国人才。在2001年，我国尚可留住约8万人的外资外派人员（Expatriates），也就是层次较高的管理与技术人员，可到了2005年，却剧减到不到4万！这无疑大大损及了产业升级的动力。
说起来，大马并不懂得善用外资，尤其是先进制造业的外资，以致失去了借用外资，培养与带动本地中小企业的机会。以电子电器产业为例，许多日资、台资、新加坡资本来大马设厂时，也把他们国家的供应商带过来，使得大马的中小企无机可乘，白白失去了借用外资升格的新机。就此点言，政府政策只著重外资创造廉价就业机会的做法有关，可说很没有远见。当然，我国不重视研发与不分族群地培养人才、用才、留才，也是主因。
在大马，中央决策者常常说华人与非华人间收入差距大，此点反映了只偏重结果，反没看到过程与付出，如华人较愿意出国谋生、较不愿多生儿育女、多住在城镇、生活费较高，而他族则较重安土重迁、多生多户，这自然会反映在收入的多寡中，虽只看结果时也得兼顾努力，冒险与牺牲。
进而言之，只要是正当收入，它只会对国对民，对他族有利（如缴纳更多的税），而不宜借此大做文章，用以合理化即得利益者的损国损民的不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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