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大家在谈及马来人时，多会从族裔（Ethnicity）或种族的角度来认知马来人；可有趣的是，我国联邦宪法，对马来人的定义，却是文化性，而非种族性的。
如信奉伊斯兰教、惯常讲马来语、实践马来习俗，及在马来亚独立时在本地出生或已定居等。有人认为，有关前3项条件，早在马六甲王朝时便已形成，惟也有不少学人认为，在殖民者到来之前，并非所有马来人都意识到这一现象。就马来亚而言，在二次战前，一般人也多以各邦的子民（Anak Negeri）自居，而缺乏一个整体性的马来族（Bangsa Melayu）意识。这族群意识会否进一步演化，则有待观察。
澳洲历史学者（Anthony Miller）在其《马来人》（The Malays）一书里（2011版），则试图从文明而非种族的角度来诠释马来人。他认为，从建构马来人的性质，马来性（Malayness）的角度看，马来性并无固定不变的明确本质，而具有开放可变的可塑性。易言之，它具有灵活性与脆弱性；因此，从长远来看，很难说得准，未来的马来性是什么。
从文明的角度看，构成马来性的一些素质，如双系制（Bilateralism），即不像东亚那么偏重父系的亲属制，高流动性的人口；较松弛的社会结构（Loosely-StructuredSociety），但又具有高度合模性（Conformity）的社会性质，可说是东南亚社会的一般性质。此外，马来人著重的一些基本价值，如名声（Nama）、位阶（Pangkat）、荣誉感（Maruah）、优雅（Halus）、顺从（Patuh）、恩庇式（Patronage）政治文化，也可说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其他社会。
就文化符号，如皮影戏、黑色宋谷帽、金或银刺绣（Songket）、短剑（Keris）、巫医（Bomoh）、村落（Kampung）、高脚屋等，有些也会随时代而淡化。特别是在高速城镇化的地区。
至于马来人的认同，马来人其实是颇多元的，且不同地区的马来人也各具特色，如吉兰丹人或米南加保人；因此，马来性也具有多重形式。实则，由于其多元性，不少马来人也常在不同的时空里，突出不同的认同层面，如其阿拉伯或武吉斯人的原初认同。毕竟，马来族如华族一样，是个多元一体的民族。其认同，也具有多维与多层次的一面。
此外，马来性也常是由上而下的意识形态作业的产品，如在1970年代，便流行精神革命（Revolusi Mental），企图使马来人摆脱传统的一些消极成份，如宿命观（Takdir）。如1990年代，也流行新马来人（Melayu Baru）的作业，予人一种旧马来人（Melayu Lama）所具有的价值观，是不合时宜的。而历史地看，自19世纪，特别是20世纪以来，这种改造马来人性运动，便陆续出现。
1970年代以后，由于受到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冲击，马来性的伊斯兰成份，也不断地在上升，甚至有用伊斯兰来清理马来性中，一些被视为有违教义的成份。这个清理进程，也在马来社会内部，引起了紧张。在当前马来性中，伊斯兰已一枝独秀，这与1970年代前，是很不同的。依笔者之见，随著时间的推移，普世价值与理念，如基本人权自由民主或消费主义，也将日益成为马来性中的日益突显的成份。
约言之，不必把现阶段的马来性视为一成不变的，特别是在信息化的时代。马来性中，当代意义的普世理念与价值的成份，也颇有可能日益突显，如现阶段的马来人，便有不少积极于自由民主、人权。这会不会冲淡马来人的群体认同，依我看，也未必；因为凡人多具有自我归类与心理归宿的需要，而这归类有很大的主观成份与自居性。故也不必担心马来人，或华人，会因此而变成民族虚无主义者。依我看，马来族或华族这种概念，是个生理+文化+心理因素的复合体，从文明的角度诠释马来性，固有其积极意义，却不全面。在不公不义的社会，它还会变成资源竞争的斗争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