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化是英美两国，在1970年代后期所倡议的经济政策。之后，就很快地在世界范围内传开去，连大马也在1983年提出民营化（Privatization）的主张。
英美提出自由化、放宽或撤除管制，及民营化等主张；自有其历史背景。之所以，自二次战后，各发达国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福利化现象，连带地，也在经济上流行搞国有化，特别是公用事业。其结果，大部份发达国的公用事业都出现国有化现象，美国则虽不搞国有化，却有相当严格的各类管制（Regulation）。
进入1970年代后，特别是油震荡（OilShock）后，大多数发达国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政府赤字，及高通胀与高失业并发的滞胀（Stagflation）。在这个背景下，自由化、放宽管制、民营化（也就是去国有化）便应运而生。在全球范围内言，科技的进步，特别是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运输费的降低等，也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
在1980年代，甚至是1990年代，不少论者认为，经济自由化与全球化有利于发达国，而不利于欠发达国；只是，近10年来的言论趋势则是，它更有利于新兴经济体，实则新港台韩等四小龙，以及较后期的中国，便是靠自由化与全球化快速崛起的。其结果，反而是发达国的中产最受害，也最反全球化，显见，自由化是把利弊互具的两面刃，是利大于弊，或弊大于利，就看各国如何应用与应对。
就一国范围内言，若应用得宜，自由化、民营化、放宽管制等，应是利大于弊的；因为，它可促进有效竞争、创新与效率。应用不当，则会沦为损国害民的工具。以民营化为例，它的实施，应以自由化，也就是市场竞争更趋激烈为前提；若否，它便会变成私“盈”化而非私营化。之所以，它只会把公共垄断转为私人垄断，把该公有化的利益转为私有化的收益。许多国家的民营化，包括大马，便是借私营化之名来私“盈”化私人口袋。
易言之，问题不必然是私营化本身，而是做法不对，也就是没有在自由竞争化到位之前，就搞私营化。此外，私营化的方式，如脱售的股权，其股价是否合理，政府是否变相贱卖资产给朋党，员工有否分到合理的购股权，接管者是否合格，均会产生不同的正负后果。
一般认为，去国有化，是国营式政联公司的最终归宿，因国营或政联公司，多缺乏效率；毕竟，它不是经营者本身的私产，何必那么卖力；可新加坡的政联公司，表现通常不俗，其关键在于，按实绩制（Meritocracy）与市场规律办事，政府也不用行政手段去特别照顾政联公司。
说起来，若办得好，政联公司或国企、官企，是有其正面功能的，它也可以做为一种税收收入的替代方案，更可以成为取有余补不足的交叉补贴手段。也就是，可经由有效经营，或是公共垄断，让有盈余的官企，补贴福利型的官企。
易言之，不是所有的公用事业，都宜民营化。总的来说，只要运用得当，自由化应是利大于弊，毕竟，绝大部份的经济活动，都是非官方的。若要刻意扶持某一产业，也宜以产业为主，而非以个人为扶持对象，且应有合理的奖惩制度与保护期限，如限定它在一定期间内，须有多少百分比的产品能走出国内，走向国际市场竞争。
在大马，很可惜，通常的情况是，刻意让某人或某集团发达致富，而非让某一产业壮大，以便为国为民创造财富与体面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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