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个月底,终于看过Christopher Nolan制片的《Man of steel》了。但是,就在看电影的时候,脑中竟闪过丘光耀先生用脏话骂人的印象。看来,无论你喜不喜欢,我们这个国产的超人事件,都已经成了马来西亚一部分人的集体记忆,或至少已成为某一部分人的集体阴影了。
平心而论,这些年来大家对丘光耀先生“破坏文化”的批判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他才是马来西亚近年来最保守的事件。事实上,为了讨好著马来西亚人对“好人/坏人”、“上帝/魔鬼”决然二分的肤浅认识,他正在尽力召唤著一个前现代的语言结构。曾经,那是N年前法国人李维史陀用来研究远古神话的东西。
讽刺的是,就在卫道之士用“高雅”的礼仪标准批评丘光耀“低俗”的姿态中,恰好里面就有著丘光耀最想要的东西,一种古老而原始的道德二元结构,一个“非黑即白”的价值二元论。巧妙的是,丘光耀先生就是利用了这个二元结构,顺利将“高雅/低俗”的紧张关系──即“你好吗”与“屌你妈”之对立,偷偷换成“真话/假话”、“正义/邪恶”的冲突结构,最后再套入推翻国阵的脉络之中。卫道之士绝对不会想到的是,其实是他们自己成全了这个超人的。
问题是,就在这个时代,我们其实并没有要这样的一个道德二元结构。具体一点来说,我们并没有要一个超人。我们要的只是一套实用的程序正义、国会立法之类的政治学原理罢了。马来西亚现在的文化旨趣是现实主义和现代化,“超人”这东西既浪漫又古典,对我们来说基本上是离题的。因此,“超人”会在马来西亚中出现,是偶然的、人为的,最重要的,是造作的。
然而,事实是最后它却获得了极广泛的共鸣。由此,我们得以看清我们文化活动的一些真面目。首先,表面上这些年来最流行的语词是革命,表面上这些年来我们既反叛又参与示威,而且还讲脏话,但骨子里我们的思想还是很封建很守旧的。如是,丘光耀先生和道貌岸然的卫道之士,本来就是一组共同体,这些年来大家都误会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