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国家∕民族∕文明兴衰荣枯，向来是史学家与政治经济学家，很感兴趣的课题。不同学者，也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理论，如汤恩比（Toynbee）所提出的挑战─回应论，也就是，能否有效回应，内外在环境变化的挑战。
最近，政治经济学界则流行讨论一本畅销书《为何国家会失败》（Why Nations Fail）。这里的Nation，既可指民族、国族，也可指国家。根据两位作者Acemoglu与Robinson的说法，盛衰荣枯，取决于其政治经济体制，是榨取性（Extractive）还是包容性（Inclusive）。（原书2011版）
榨取性政权，是种依靠非生产性与不公不义的权力垄断，来巩固政权的体制。这种政权不仅会榨干人民与国家的资源，也会抑制人民的进取心。19世纪时，知名的马来学者文西阿都拉（Munshi Abdullah），便曾在其游记中提到，马来人的落后与无知，并非天生的，而是由缺乏生命与财产保障的政经体制致成的。也就是，是榨取性的体制与政权，抑制了他们的潜能，使他们无法摆脱贫困落后的困境，而掉入了恶性循环（Vicious Circle）。
至于包容性或广纳性体制，则是一种能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激发人类上进心，奋斗意志，及促进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进而利用这创造性破坏历程，所发出的动力、能量与机会，来持续更公平，更具创新力的良性循环（Virtuous Circle）的体制。历史地看，英国是最早出现这一包容性体制的国家，如17世纪的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使君主权力受到制约，更使权力从君主专制转移到议会。这个君主立宪制与议会民主制，也为产业（工业）革命，及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制度条件。
伸言之，政治多元主义（Political Pluralism）与人人一律一等的法治精神，是包容性体制的必要条件。没有权力与资源的多元分立与制衡，没有可靠、可信赖的法治精神，就无法产生对掌权者的有效究责（accountability）。只要究责缺位，统治者∕治理者便会无法无天，制定恶法来巩固权力，固定化既得权益集团的榨取性，搞得民穷财尽、民不聊生。
释而言之，一个国家要兴隆发达，必须有一个健全的体制与正面的，可引发人类上进心的激励（Incentive）机制。如此，人民才会努力学习、苦干、积累、投资。说白了，就是要让人民有盼头、有熬头、觉得付出是值得的、有保障的、公平的，值得做出生产性的；长远的规划与投资。反之，榨取性政权就会引发短期主义，抢了、掠夺了就走的不顾后果的行径。
不难想像，若一国的掌权者多是掠夺性（Predatory）的短期主义者，全国上下都不会从事长期的、生产性的事业。这样的国家自然是失败的国家（Failed State）。因为它根本无法发挥孙中山所言的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地尽其利、货畅其流的良性循环。
至于要如何把榨取性体制，转型为包容性体制，则涉及了文化、制度设计、制度创新、国际环境等条件。从长远来看，包容性体制的可持续性，也取决于政治多元主义、法治及有效的、不懈的究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