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微关注国际时事者，应不难看到威权体制和宗教化的关系，比如部分西亚国家，宗教化程度最高者，往往即最欠民主者（如一些王国）。想来最直接的原因乃推行宗教化时，基于欠缺足够的反对力量，因而“最高领导”的“一言堂”即可轻松搞定。最高领导若一早即认识到利用宗教因素的好处，自然不会错过借其来操控社会以巩固政权。
当然，也有些威权国，如叙利亚、阿尔及利亚、原伊拉克、原埃及、原突尼斯、原土耳其和早前的伊朗等，所面对的是已成形的民间宗教主义反对力量，所以当权者对宗教化也不无疑虑和戒心，惟恐更助长了宗教极端主义势力，以至“养虎为患”，有些更是采取强硬手段限制民间宗教化趋势。
土耳其后来可说渐渐摆脱威权主义，逐步朝向民主化。令人有点惊讶的是其原带宗教主义色彩的反对力量上台后，也并没像伊朗那样突然转型为“宗教国”。也许除了军方势力的牵制之外，临近欧洲的土耳其已长期接受现代性（包括世俗主义）的熏陶，不少城区居民的民主意识比较高；民主选举的顺利举行也避免了动乱所能引爆的激烈改变，如说像伊朗那样被宗教极端分子“骑劫”了推翻威权的革命成果。
总之，源自西方现代文明的民主高度尊重个体主体性和主权，绝不会轻易让任何意识形态化身为最高“指导思想”或“绝对价值”，把个体虚化、物化、工具化为集体神圣使命和社会工程中的小小“螺丝钉”，甚至沦为一些假公济私的意识形态“婆罗门”恣意愚弄、摆布和掠夺下的牺牲品。是以，民主化必然要拒绝威权主义，也要拒绝宗教或其他意识形态极权主义。然问题是：如何稳步实现民主化？
一些本属威权体制的社会在激烈的政治动荡后骤然摆向意识形态专政，如说神权国，诚属不幸，但若因此而拘泥、蜷缩在威权主义的窠臼中也不是办法；乃至会因回避、拖延改革而积累更大的负能量，结果催生更具灾难性的社会大地震——大清帝国的覆没恐怕即缘于此。清朝末年其实不乏一些清醒、正直的改革家，惟官场里更多的是蝇营狗苟的既得利益者，竭力维持专制以便钻营搜刮，直到一切拉倒了才鸡飞狗走。
好在有些国家仅属“半威权”国，当可通过大体公正的竞选机制来逐步解除威权，以尽量预防拐入意识形态专政的歧路，惟这得看其人民的智慧和勇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