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华人新村是英殖民时期，英政府为了对付马共而建立的聚落。新村里的居民大多数是华人，村民经历了戒严时期的空间隔离、宵禁、行动和粮食限制的艰苦日子。我国在独立后，除了少数地理位置在城市中心或城市边缘的新村，例如沙登、增江新村（注意：这些个别新村的发展是因为村民顺应时势与自身的努力向上，并不是政府给予特别待遇），因应社会的经济发展而有不同的际遇外，一般的新村在中央拨款、土地分配、就业机会上都是处于国家发展主流之外。
我国在进入工业化的发展阶段后，城市和一些新村地区也开始出现移工（外劳）。新村居民与移工共同生活在新村或是周围的地区时，彼此因为不同语言、文化、社会地位，例如国民与非国民等，带来了不同以往的生活经验和互动，也深刻影响这个新村地区的内与外部空间形式。村民和移工在各自的空间里活动，但在包含流行文化元素的传统节庆时，双方却创造了一个跨文化的公共空间。
上述是我于上个星期，在华社研究中心主办的学术沙龙活动上，分享霹雳州一个华人新村研究个案的演讲内容。当晚大约有30位出席者参与这项活动，他们在会上针对讲题与新村的现况提出一些问题和看法，让在场者得以思考更多不同面向的新村研究。
首先，出席者表示希望可以得到更多新村的统计资料，他们想要更全面了解全国华人新村的发展全貌，例如新村规模的扩张或是萎缩？第二，出席者关心不同世代村民的人文思想变化，例如新一代村民是否不再“迷信”？他们对新村有什么期望或看法？第三，步入数码化的社会，新科技如何影响新村的家庭和亲子关系？第四，希望出现华人新村与马来甘榜的比较研究，从不同面向理解新村的资源分配和发展情况。最后，国际移民浪潮对新村前期和将来的影响。出席者也表示演讲内容所讨论的空间现象不够集中，看不出实际空间的变化。
从来宾的提问和回应里，我充分感受到出席者对新村的关心和疑惑。他们关心的是在未来社会发展里新村的“生存能力”，包括担心新村在缺乏资源下被淘汰出局、新村的人文素养和亲子关系变迁。我也意识到在这样的关心里建基在人们对新村的“疑惑”，因为我们无法在国家的发展计划和各种官方的统计数据里，看到新村的社会发展状况和随著而来应该立足的位置。
这么多年来，国阵政府除了在财政预算里分2至3%的拨款给新村外，我们看不到更多有系统的新村调查资料及多元议题的新村研究报告。即使马华公会有委托学者处理新村课题，人们也不易接触或得到这些资讯，所以我认为民众的疑惑很多来自于他们的“不理解”，而不理解是来自政府对新村的忽视与漠视。
我非常高兴看到雪州政府新村发展委员会在去年出版的《爱新村》，提供我们雪州新村的基本资料和现况，有助大家理解新村的历史和一些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我也希望下一届执政者和民间机构可以投入更多资源进行有系统的新村调查和个案研究，为全国不同类型的新村提供参考和思考可能的出路。最后，我要提醒大家/自己的是当我们试图去寻找和描绘新村的全貌时，不要忘记了各个新村也许含有自身历史独特性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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