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经济学是社会学科中，最发达，最多理论、模式，也是最教学化的，可还称不上是种精准的学科；此点，可从很少人预测到，会发生2008年金融海啸中一窥究竟。实则，许多经济政策，也很具争议性。
如日本虽是个高龄化社会，却依然不愿意大力引进客工，以刺激其经济活力；新加坡则根据择优原则，大力引进学历、知识、技术较高的人才，以补其人力与人才的不足，毕竟，新国人不可能人人是人才。择优引进的外国人，确有功于新国的可持续增长；可近年来，也有更多的新国人感到，其就业、薪资、与升迁机会，受到外国人的威胁。
个人看法是，大河有水小河满，若非因为择优引入政策，新国的整体经济蛋糕，会缩小，使新国人失去更多的高素质、体面的就业机会。这是因为，资本、人才、技术、知识、经济活力等，有同类相吸的互补作用。若缺了适度适时适量的外来人才，新国的整个经济蛋糕不仅缩小，就会机会减少，政府收入也会随之递减，别说有预算盈余与有钱派，恐怕还会赤字连连，从一个相对富裕的社会，沦落为均贫社会──毕竟，除了人才与制度，新国什么也没有。结论是，排外最终损人也损己。
就大马来说，从1990年代起，大量引入廉价外劳，无疑是使大马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因之一；因为，它削弱了本国企业转型升级的动力。可更深层的问题是，我国的政策失误，如在1970-80年代的黄金发展时期，我们却出台了自我设限的新经济政策。结果是，新港台韩升了台阶，大马却原地踏步。虽然在1990年代，因形势使然，而有所调整，可已失去良机──竞争对手已涌现。其次，我国的教育政策著重培养文员与公务员，而忽略了技术与职业教育，以至于因缺少适时适量的人才，而无法升级；其三，政府本身也过于著重头重脚轻的华而不实的威望项目（Prestige Project），而不像台湾等那么设立有规模、有水准、用人唯才的技术机构。
在这种情况下，内外资著重引入大量廉价外劳，而非著重转型升级自也是意料中事；试想，政府的教育政策，本身无法如德国、日本、瑞士一样，提供足量的可用人才，也没有特别资助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升级。中小企业与外资，又怎会花钱费时地去培养人才与更新设备？更何况，培养了人才，反而易被挖角，替别人作嫁衣裳。结论是，中小企业层次不高，祸首应是政府政策，尤其是教育政策与技术政策所致。
在这种自生自灭情况下，不少中小企业，如家具业，依然能存活下来，靠的便是廉价外劳。
实则，若靠本国劳动力，不少企业早就关门大吉。意思是说，若非有这些廉价外劳，他们不是早就出走（若有能力），便早已消失。若这些企业能带动其他相关行业的关联性（Linkage Effect）很高，其出走或关闭，也将冲击到其他关联产业，如五金、木材加工等。
无疑，大马企业，包括没能带动中小企业的大型政联公司，已上了廉价外劳瘾，可祸首是在政府，要他们脱瘾，也得伸出援手，及给他们较充份的调整转型时间，如新加坡的做法便很值得参考。
依我看，在现阶段的全球化格局下，大马恐怕会被逼走向下而非向上竞争的路向。当某类内外资在最低薪资下出走时期，大马也未必能适时地创造出足量的体面就业机会──毕竟，功夫不是一日练成的，更何况涉及了朋党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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