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能实现与维持高度增长?为何众多的发展国家中,只有少数如新港台韩,能依靠实力,而非石油,进入高收入国行列?这些都是政治经济学里的长青提问。
知名的经济学家Michael Spence在《下一轮趋同》(The Next Convergence)一书里(2011)认为,能否实现赶超型增长(Catch-up Growth)的国家或地区,主要靠二大因素实现赶超,一为学习精神,二为善用全球经济提供的机遇。
之所以,要实现赶超,关键在于尽快习得实用、适用的生产性知识、技术、管理制度与方法等。因为,现代国家之成为现代国家,在于快速的知识生产、积累与运用;缺此,不可能实现可持久的高速增长。至于全球经济,则为各国提供了扬长避短(称为比较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经由专业化与规模经济,来实现高速增长的机会;若否,中小型经济体,只能靠本国的内需,而这是很有限的,也很难赚取足够的外汇,来购买知识、技术、设备等来加速增长。
实事求是地看,新港台韩、中国及1990-2000年的大马,确也是靠善用全球经济所提供的机会,才实现了赶超型增长;只是,升了一定台阶后,就得靠自我创新、研发、自创品牌等,来维持高收入;否则,便得出局。据此,就需要学习精神与全球经济以外的因素,才可能维系高速增长,这些因素包括:有形与无形的资产、智慧产权、适时的取舍等,其中,较重要者为:
(一)靠市场与诱因来配置资源,因为,市场的分权式决策与竞争压力,会推动创新、压低价格与逼厂商改善品质等。当然,此外的市场,并非指毫无节制或政官商勾结的市场,而是让新陈代谢能发生作用的创造性破坏的市场,是著重优胜劣败,而非劣胜优败的逆淘汰。
(二)保护人,而非工作厂商或产业,意思是说,对那些已失去竞争优势的产业、行业、厂商等,应由市场未来决定其存亡,而非用政策性保护,来使其苟延残喘,这只会浪费资源,及防碍产业升级。
比方说,1980年代前,新港台韩等,都出口许多低价的纺织品,衣服、鞋子、人造花、雨伞、幅子类的产品;可之后,不是消亡,便是出走,进而腾出资本与人力给更高层次的经济活动。
这里的重点是,所谓保护人,是指要适时地培训,再培训员工,也让他们可享有基本的社会福利,以便过度到新行业去。在丹麦,这种作法称为灵活性保障(Flexicurity)。
(三)储蓄与投资,这一点,也是东亚各国的优点,如中国与新加坡,均是高储蓄国。大马的储蓄率虽不低(占GDP的约35%),可却未能善用于生产性事业,反而炒高了房地产,加剧了不当的贫富无度。
(四)公共部门投资,也就是,把教育、培训、生产性基础设施等,视为公共物品(Public Goods);只是,许多国家都喜欢搞华而不实的白象项目,进而搞得国贫民穷。
(五)善用未充份利用的资源与包容性增长等。
当然,维系高速增长的因素颇多,诸如健全法治、反腐倡廉、政府效能、适时适度地开放市场、改革税制、搞好劳资政三方关系、都市化与乡区发展策略等,均是能起互补性作用的诸因素。
此外,如何在增长与环保、安全保障与效率、闲暇与工作间维持合理平衡,也是宜列入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