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能实现与维持高度增长？为何众多的发展国家中，只有少数如新港台韩，能依靠实力，而非石油，进入高收入国行列？这些都是政治经济学里的长青提问。
知名的经济学家Michael Spence在《下一轮趋同》（The Next Convergence）一书里（2011）认为，能否实现赶超型增长（Catch-up Growth）的国家或地区，主要靠二大因素实现赶超，一为学习精神，二为善用全球经济提供的机遇。
之所以，要实现赶超，关键在于尽快习得实用、适用的生产性知识、技术、管理制度与方法等。因为，现代国家之成为现代国家，在于快速的知识生产、积累与运用；缺此，不可能实现可持久的高速增长。至于全球经济，则为各国提供了扬长避短（称为比较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经由专业化与规模经济，来实现高速增长的机会；若否，中小型经济体，只能靠本国的内需，而这是很有限的，也很难赚取足够的外汇，来购买知识、技术、设备等来加速增长。
实事求是地看，新港台韩、中国及1990-2000年的大马，确也是靠善用全球经济所提供的机会，才实现了赶超型增长；只是，升了一定台阶后，就得靠自我创新、研发、自创品牌等，来维持高收入；否则，便得出局。据此，就需要学习精神与全球经济以外的因素，才可能维系高速增长，这些因素包括：有形与无形的资产、智慧产权、适时的取舍等，其中，较重要者为：
（一）靠市场与诱因来配置资源，因为，市场的分权式决策与竞争压力，会推动创新、压低价格与逼厂商改善品质等。当然，此外的市场，并非指毫无节制或政官商勾结的市场，而是让新陈代谢能发生作用的创造性破坏的市场，是著重优胜劣败，而非劣胜优败的逆淘汰。
（二）保护人，而非工作厂商或产业，意思是说，对那些已失去竞争优势的产业、行业、厂商等，应由市场未来决定其存亡，而非用政策性保护，来使其苟延残喘，这只会浪费资源，及防碍产业升级。
比方说，1980年代前，新港台韩等，都出口许多低价的纺织品，衣服、鞋子、人造花、雨伞、幅子类的产品；可之后，不是消亡，便是出走，进而腾出资本与人力给更高层次的经济活动。
这里的重点是，所谓保护人，是指要适时地培训，再培训员工，也让他们可享有基本的社会福利，以便过度到新行业去。在丹麦，这种作法称为灵活性保障（Flexicurity）。
（三）储蓄与投资，这一点，也是东亚各国的优点，如中国与新加坡，均是高储蓄国。大马的储蓄率虽不低（占GDP的约35%），可却未能善用于生产性事业，反而炒高了房地产，加剧了不当的贫富无度。
（四）公共部门投资，也就是，把教育、培训、生产性基础设施等，视为公共物品（Public Goods）；只是，许多国家都喜欢搞华而不实的白象项目，进而搞得国贫民穷。
（五）善用未充份利用的资源与包容性增长等。
当然，维系高速增长的因素颇多，诸如健全法治、反腐倡廉、政府效能、适时适度地开放市场、改革税制、搞好劳资政三方关系、都市化与乡区发展策略等，均是能起互补性作用的诸因素。
此外，如何在增长与环保、安全保障与效率、闲暇与工作间维持合理平衡，也是宜列入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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