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马华总会长蔡细历提到，大马的经济增长率，较许多发达国家高。其实，何止经济增长率，连生产力增长率，也较许多发达国高。之所以，在于大马的起点低，与发达国的差距大，故增长空间也大。
历史地看，看1970年代石油震荡（oil shock）以来，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已日趋放缓，大体上均是2%左右的年均增长率。近年来，由于失业率与国债高居不下，其增长空间更日趋萎缩，反观一些新兴经济体，如中国，则保持高速增长。
在这多重速度的世界经济中，大马呈现由盛而衰的趋势，如根据《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的资料，在1990至2000年间，大马与新加坡、黎巴嫩的年均增长率为7.1%，同列世界第5，可在2000至2010年间，大马却跌出前52名以外，即低于第52名的印尼与斯里兰卡（5.2%）!何以会从第5剧跌至前52名以外，是很值得探讨的。顺便一提，除了新加坡名列第44名（5.6%）外，没有一个发达国家入榜前52名。这显示出，一个国家发达，其增长空间起小，是所谓的大数法则。
同理，作为一年中高收入国，大马未来的增长率，也将日趋放缓－－尽管个别年度可能会因特别投资而有高增长，如2010年，新加坡取得有史以来最高的14.8%增长率。对大马言，除了增长空间会日趋缩小外，更有其他的制约条件，外在的如日趋严峻的全球经济走势，更趋剧烈的国际竞争，尤其是来自印尼、缅甸、越南等的竞争压力。更重要的是，大马内部的削弱，如提高经商与生活成本的寻租行为与腐败，或族群本位，而非能力本位的政策等。
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看，一国经济能否可持续地增长，关键在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合理化与升级，如从农入工，从工入服务业，且是在生产力与农工绝对生产额递增的条件下的结构性转移（structural shift）。伸言之，收入与财富的增长，也取决于生产力的绝对增长。
尽管，大马也发生了从农入工，从工入服务业的结构性转移，可却是形式多过实质。比方说，我们的制造业，多停留在“束件组装”的低增值阶段，而不像台韩那样，可自制较高增值的元件与产品，尤有进者，大马不但整体上，不能从初级制造业，层层升级进入中高级造业，甚至连制造业，也在尚未进入中高级阶段时，便已出现脱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的趋势，这就进一步限制了大马产业升级的潜能。
其结果，大马不得不依靠农业、矿业与低层次的服务业。其增长动力，也从供应与生产，转向需求与消费，以至于债台高筑。而债台高筑，更会限制一国的增长潜能－－因资本得用来还本付息而非投资。
在大马，低利率也刺激了企业界的短期主义与快速致富心理，而非生产性投资，如更多企业搞下市后再上市的私有化，而非搞研发与生产性投资。
此外，从依附论（dependency theory）的角度看，大马过度依赖外资与廉价外劳而非本土的内资与高素质的劳动力，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大马产业升级的动力。
据此，即使大马能成为高收入国也将是打肿脸皮充胖的高收入国，而非有素质的高收入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