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贫富差距的大小,便是个备受关注的课题,如2千多年前,孔子便有言“不患寡而患不均”,管子也提醒,贫富有度,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在我国,1971年出台的新经济政策,也是打著纠正族际贫富不均的口号出台的。至于流行于西方发达国的福利国,其本旨之一,也是要加强国民团结与社会成员的一体感。
只是,对于不平均,也不宜带著单一因素,或单一维度的角度来看待,而宜从一个更全面的多维角度来看待!因为,这不单纯是个收入高低与分配的事宜,且涉及了不同的社会公正观。也因此,联合国才出台了人类发展指数(HDI)的衡量标准。HDI除了通用的人均收入指标外,也包括人类预期寿命与入学率、识字率等。在这个指标下,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相近的国家,也可能出现颇大的HDI差距,如马新港中泰等,基尼系数相当(见东方日报《大马贫富悬殊》专题报导;1月27日A18),可HDI得分差距相去甚远。2011年个别世界排名为大马第58、新加坡23、港12。在印度Kerala邦人均收入低,可其邦民的识字率与预期寿命,却高于许多较高收入邦。其他国家与地区,也不乏这些例子。此外,也涉及了绝对贫穷(Absolute Poverty)与相对贫穷(Relative Poverty)的概念,及社会福利的有无,多寡的事宜。
在大马,政府较偏重经济政策,而较忽略社会政策(Social Policy),也就是有关公共服务的提供与治理的政策。其中,为了发展国产车,而忽略公共交通便是一个显例。此外,也涉及了私相授受挑赢家,为某人或某个特殊利益集团“开财路”的不当行径。
一国若贫富无度固然不好,可若公共政策旨在劫贫济富,就更令人痛心疾首。它不但加剧了低收入层的生活成本,加剧通膨,也会阻碍经济的升级。一个较合理平衡的方法是,经济政策宜重效率、增长、生产力、创造力,而社会政策宜重价廉物美,甚至是免费的公共服务,如医疗、教育、公交、社会保障等,以便间接地缓和财富与收入的不平等,及“补贴”低收入群的收入,因为,减少开支,便等于提高可支配收入(Disposable Income),是种既不会削弱人民就业的积极性,又不会鼓励白搭便车(Free Riding)的两全之策(因为,公共服务是众人可用。)这个方法,也可缓和机会的平等对结果的平等的矛盾。
进而言之,较合理的社会公正观,应包含至少以下的方面:一为基本权利,如公民与政治权利的平等,及尽可能平等的机会,如受教育与培训机会;其二,公平与发展,或公平发展的终极目标,应是人的自由与人的发展,也就是,尽可能让每个人,有发挥其潜能的机会(Chance)。此外,扶弱扶贫应重能力培养(Capability-building),即授之以渔(技能),而非授之以鱼的关键区别;其三,应看到人的多样性(Human Diversity),这个多样性不仅见之于个人之间,也见之于不同文化、宗教群体之间。
毕竟,人的天赋、价值观、性向、努力、机遇等不尽相同,不可强求一致(结果的、平等的经济平等),而宜把重点放在基本体面生活(Decent Living),及发展与发挥的自由与便利。这才是可持续的积极福利(Positive Welfare)。
这是个区域化与全球化加速进展的时代,也是新知识、新技术、技能推陈出新的时代。
在这个变动不居与竞争剧化的大竞争时代,一国应把重点放在培养人民的知识与技能,让他们跟上时代,也能上升到更高层次的经济活动,从而提升收入,创造资源。
这才是可长可久可靠的纠正贫富无度的佳策,至于有能力正当正道致富者,也应肯定其创业创富的贡献,而不宜仇富。这才是双赢之道。
结而言之,政府要廉洁高效,提供必要保障,及有效制止不当的坐享其成、坐地分赃的劫贫济富的不当寻租行径,以便走向公平的人类发展的康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