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回国，在吉隆坡雪华堂出席了《砂拉越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对话》一书的推介礼，我在那里遇见曾访问过的“北加共”女战士，相见甚欢。
这本书收录了“北加共”历史当事人与学者的对话。2008年底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ARI）及东南亚研究所（ISEAS）联合主办了一场“北加里曼丹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对话会”的闭门会议，邀请“北加共”众领导与各国学者谈话。会议分别以华语及英语进行，现场有即席翻译，经整理后成书。
当时我对砂拉越共产党的历史并不熟悉，因缘巧合被找去主持与女战士对话的场次。开始我推辞，觉得自己既对“砂共”历史背景无甚把握，没有能力“对话”。主办单位的许耀峰博士约我见面，为我上了一堂“北加里曼丹共产党简史”，还提供许多阅读材料让我做准备，也安排他的太太叶碧清在会议当天跟我共同主持。他们两位是人类学家，在北加里曼丹做过长时间的田野，熟谙“北加共”的历史和人物。
其时我才开始做马共的田野，对马共历史的文献还在研读的阶段，对女战士的问题意识也还在思索和设计，因此我选择以真诚坦率的方式提问，以我对马共女战士的问题来探问“砂共”的女战士，解答自己的好奇，同时也尝试分析异同。
时隔4年，重读当时对话的内容，仍可以感觉到自己稚气青涩的一面。对我而言，参与这一场对话会在广义上也是马共研究田野的一环，它帮助我对“砂共”的斗争建立起最初始的印象，而它们的分野便是很好的比较基础。因此与其说我是会议的主持人之一，我在这期间学习到的更多，其中体会最深刻的便是“北加共”的正名。
就历史而言，我们习称为“砂拉越共产党”或“砂共”的对象，事实上并未这样自我命名。1960年代在砂拉越很活跃的共产势力，其起源、成立、领导权等问题，向有争论。
一般可考的正式组织，有“砂拉越解放同盟”（简称“砂盟”）和“北加里曼丹共产党”（简称“北加共”）等，却没有“砂共”。
然而很有趣的是，在文学分析的领域，学者将张贵兴、李永平、梁放等东马作家笔下有关共产活动的创作，一概纳入新近流行的文学类形“马共书写”之中，不但妄顾了砂拉越的共产党组织和半岛的马共斗争史几无关系的历史事实，同时也忽略了东马左翼势力决心在1963年前后采取武装斗争路线，正出于其以议会路线反对马来西亚计划无效所致。
当我们理所当然地用“马来西亚”的国家概念来概括两地，把反对马来西亚计划的“反殖书写”误置入“马共书写”，那么我们很可能也会误解了这场斗争的历史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