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理念，可说是现代社会的普遍性价值；只是，这些价值，也可能在不同领域，出现相互冲突之处，如单有民主，没有法治，可能会导致大多数的暴政，使人数少的，被人数多的欺压；只有法治，没有民主，又可能导致少数有钱有势者，利用其权势与财力，来欺压无钱无势者。同理，自由与平等间，也常会出现冲突。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现代社会也常处于各类价值冲突的状况中。据此，如何协调、或保持和而不同，便成了重要的相处原则与态度。
就自由平等而言，最常见的争议在于社会经济领域，有时，也用公平对效率的二元对立来表达，也就是公平先于效率，抑或是效率先于公平的争议。表现在意识形态与公共政策上，就是左翼自由主义与右翼自由主义的对峙，如中左政党主张加富人税（劫富济贫），而中右或右翼政党，主张减富人税，以便利于财富与创新的创造。在现阶段的美国与法国，中左可说暂占上风。历史地看，左摆太久之后，或右摆太久之后，通常又会在相当程度上自我纠正，以达动态的平衡。这是发达民主国的常态。
11月24日，《东方日报》外报评论一篇《马新政治或将面临改革》一文中也提到，大马的公共政策较偏向平分财富，而新加坡则较偏向平分机会，两者行之太久后，都出现不可欲的偏差，会否因此而出现逆转，则有待时间证明。
就大马来说，从1957年至1970年，基本上是偏向经济自由，而较忽略公平分配的，也就是，较重效率多过分配；而在1971年正式出台的新经济政策，理论上是欲在效率与公平间取得平衡，也就是走增量分配[Growth with Equity（Distribution）]的折中路线，是种共享式或包容式增长路线；只是，由于人性的因素，与缺乏有效制衡，结果是名为增量分配，实为掠夺财富，也就是少数有权有势的权贵，借用重组社会结构的名义，来监守自盗与自肥，演变到后期，更是把国家与人民，当作剥削的对象，完全背离初衷！它实质上，已劣化为劫贫济富，扶强抑弱的道德赤字国！
至于新加坡，虽自称是社会民主主义国，可社会党国际（Socialist International）并不接受他为成员党，主因在于认为新国不够民主，而撤掉其成员资格。从这点也可看出，威权体制国，实为一个重务实，缺乏理念的策略国。实则，威权主义本身就是种发展策略，而非思想体系。
新加坡自认为它是处在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高危世界中。在这种环境中，由于物质条件差，不得不靠人与制度、政策来“智”者生存。故，其结果自然选择著重发挥人的潜能的实绩制与效率先于公平的路线。
或许，其建国者认为，有多少贡献便得多少回酬更合乎公平。从结果论来看，新国的财富分配确是偏高，在2009年，其基尼系数为0.478，比大马的0.441（2009），泰国的0.408，越南的0.432（2006），中国的0.415（2007）或韩国的0.352（2007）还高，可其创富力与创业力也很强，以至于大量中国、大马人才涌向新国谋生，甚至推高了屋价！这里，就涉及了相对贫穷（Receptive Powers）观，及动态平衡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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