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多样，可说是当代社会的基本特征。这个多样性，不仅表现在多元族群、语群、教群等方面，也表现于各类的新兴社会运动中，如女权、残障人、生态环保、原住民、同性恋、社区运动中。
据此，如何处理多样性带来的各类挑战，自也成了当代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所必须面对的现实。就多元族群、教群与语群社会言，一般多运用以下策略：
（一）抽离，也就是把一些难以圆满解决的课题，从公共领域与公共政策中抽开，如政教分离。当然，由于国情不同，政教分离形式也不尽相同。有些国家，如美国、法国与土耳其，分离较严厉，而有些国家则不明确，如大马就常争论我国是世俗国（即政教分离国）抑或是神权国。一种观点认为，大马是多元的半世俗国。
（二）隔离，也就是，让政治上统一的不同族群或教群、语群各在政治统一的大前提下，各自为政。如印度、加拿大的联邦制，或单一制国家中的民族自治体制，如中国便有多个民族自治区。这种隔离自治是个程度上的事宜，不同国家的差别很大，如大马虽是形式上的联邦制，可事实上，权力却高度集中于中央，而不像印度、澳洲、美国一样，各州享有颇高的自治权。
（三）交易，也就是各族群、教群等，把潜在的权力与利益的冲突化为一场交易，各取所需，以便维持可行的国家统一，如大马的所谓社会契约（Social Contract）。在当代政治学，社会契约本是个治权民授的概念，即政务官得到人民的授权（通常是经由选举）治理国家，可在大马，其义指，在1957年独立时，马来族与非马来族的上层精英，经由交涉、相互承认个别族群，享有某类权利，如马来人认可非马来人享有出生地原则的公民权，而非马来人，则认可伊斯兰为联邦的宗教，马来语的国语与官方用语地位、马来人的特殊地位等。
至于伊斯兰为联邦的宗教（Religion of The Federation）这一条款，是否指伊斯兰是国教，则未交待清楚。从严诠释的话，是有争议的，此点，也可从马来语既是国语，也是官方用语的区别中一窥究竟。在新加坡，这个区别更为明显。
在我国，华教人士也曾要求把华语列为官方用语之一，目的不在于挑战马来语的国语地位，而是希望能据此（拥有官方用语地位）而取得公平合理的待遇。因为，非官方用语地位，使华教备受歧视。
（四）经济发展与消费主义，也就是把人民的注意力转注于发展中，进而经由发展与物质主义，减少彼此间的文化差距与提升彼此间的共性。在现阶段，各族人民之间确已享有颇高度的共同的消费取向文化，惟由于各种其他因素的作用，如公共政策有失公平，某些执政精英企图用族群主义来图利自己等，单凭发展与消费主义，其成效依然颇有限。
（五）社会公正与不断的对话与相互调整，一般认为社会公正，是塑造国民共识与团结的共同基础，只是，由于不同的个人或群体，对公正有不同的理解，如左派较著重相对的结果的平等，而右派自由主义则著重过程、规则、程度的公正。因此，就需要有不间断的，与时并进的相互对话、理解与调整。其中，法治与基本人权，应是展开对话的共同基础与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