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实说，宗教与政治的关系，的确得非常小心处理－－尤其对一个民智水平还不是那么理想的社会而言。宗教有理由，也有责任监督政治，以避免政治沦于恶质化，但人们也必须承认的是：宗教也同样有可能沦于恶质化，毕竟组织和管理宗教的，也是凡人。
宗教虽或秉承、蕴含某种超凡的“真理”，但解读、转述和实践真理者，实际上也是人类，而不是神仙；不能简单地对“代表”和“代理”宗教者投以太多的信任、授予太多的权力。因而，当人们呼吁宗教更为积极地参与政治，乃至试图进行制度调整，赋予宗教更大的参政权时，必须先对宗教进行民主化改革，即令其更为开放、平等、透明、负责，而不是依然深囿于中世纪专制主义之“人治”模式。让如此模式套上政治，只会是个灾难。
在整体民主化水平尚未成熟的社会，其宗教文化往往亦是比较欠民主的；宗教组织和领导人一般享有相对不受制衡的地位，尤其不让平民质疑、挑战其权威。至于作为信徒的平民，往往也基于信仰、观念或群体压力，而不敢“犯上”，最多仅选择退离。
因而，不准备让平民自由、平等地参与其权威结构的宗教组织，著实没资格介入公领域的制度运作，包括立法、司法、执法等，毕竟健康的政治，乃不能容许不受制衡的“特权”分子的。
某些人或认为宗教本质上不能讲求民主，必须维持“由上而下”的威权模式，否则“会乱”。其实宗教的确有必要树立某种权威，否则无以扮演社会与人心之“明灯”或“牧者”的角色。惟这绝不该是借用“萝卜和大棒子”来达到效果的“外在”权威，而是基于人人内心底之感应、膺服，自动投靠和遵循的“内在”权威。虽说这有点理想化，但宗教原本就该讲求理想，放弃理想而苟且于俗世的“外在”权威，只证明了宗教的堕落。
民主社会不能随便让宗教介入政治的另一重大缘由是：不是每个人都是信徒，也不是每个人永远都会成为信徒。除非回归中世纪，取消个人的宗教自由权，否则公平起见，属于“公共”的政治，决不能轻易把宗教因素扯进来干预人们的生活。就算基于有关因素有助于催化道德风气的“正当”意图，也不能强制施加，最多只能通过劝导、鼓吹、奖励等柔性方式。总之，社会应当欢迎宗教监督政治，不过宗教的政治企图也应当被监督。
